他们的目的也不一样。洋务运动是以西方科学技术为手段,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明治维新是推翻幕府,建立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着手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摆脱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日本明治维新时,人民力量集结力量强大,军事改革使军事力量强大,而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人民支持乏力,最终导致失败。
当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运动,摆脱了殖民化命运的枷锁,走向资本主义进而成为近代列强中的一个时,中国却在戊戌变法之后,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蚕食、瓜分的对象。
两国领导力量之比较:
中国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其势力主要不在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他们对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保护清政府统治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然而其实她仍然是脚踏顽固派、洋务派两条船,身在曹营心在汉,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几个地方上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洋务运动犹如大海中无人掌舵的大船,摇摆着不知驶往何方.而且洋务派也根本不懂得"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他们只是想借用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传统文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则是下级武士,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世袭门阀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进行选择.下级武士总是与较高职务无关,许多确有才华的下级武士极为不满.同时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物价上涨,幕府中的将军、高官和各藩国的大名,常常感到"国用不足".于是,他们不时压低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这更使下级武士恼怒.不少下级武士生活于贫困之中,只得寻求别的生财之路.搞起了手工业生产,从统治阶级变为小商品生产者.这既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阶级属性的变化.他们日益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了.与资产阶级的一致性,决定了下级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为反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并且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接触了"兰学".即西方启蒙学说.令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正是在这一势力的领导下,日本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掌权,大刀阔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
在政治方面:日本改革落后制度,建立新的体制.首先,逐步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其次,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渐剥夺了旧统治阶级的特权,取消了对下层人民的一些限制,允许不同阶层的人民之间通婚,实现形式上的平等.19世纪70至80年代,政府还颁布了其他一些律令和法典,引进欧洲刑法、民法和商法.1889年日本颁布了以普鲁士军国主义*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日本国家制度和统治机构的合法化.*标志着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中国在政治上则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腐败日趋严重.
日本明治维新最后带领日本成功改革,走上了强国之路,虽然最后还保有封建势力残余,为日后走向军国主义埋下祸患,但依旧改变了日本的现状。而中国的近代化,没有先学习思想,而是从技术入手,虽然有对中国现状产生较小改变,但最后还是不可避免走向了失败。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
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胜于日本。但以中国之大,而日本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这个比例比中国的要高。
在经济方面:日本大力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先是由政府投资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后来,政府又把大量国营企业优惠甚至无偿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期间,日本制定法规,禁止行会垄断、废关卡,整顿币制,统一汇兑,奖掖贸易,发展运输和通讯事业.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清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无从发展.
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中国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