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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特权世袭制社会，特权阶层极少有人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利益。*战争以后，他们一方面被外国的坚船利炮和山崩地裂的平民暴动所困扰，深感自己特权的危机和力量的衰弱，对中国器物技艺的落后体会深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特权受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减损和制约。他们企图在不损害自己特权利益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制造武器的先进技术；同时又能继续凌驾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上，永远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
1511419 邵宬儒
官贵人的“特权”都是建立在伤害国家民族基础上的，在维护“特权”的前提下谋求国家民族的强大是不可能的！ 洋务派官员的自强策略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真正的困扰：花掉大量老百姓的税钱从西方购进先进的坚船利炮后，由谁来操纵这些坚船利炮，就属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范畴内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是任人唯亲，贿赂请托和裙带关系决定一切。一艘新式军舰驶回国后，谁来当舰长就决定这艘军舰的作战实力。通常情况下，能够决定这艘军舰命运的权力人物习惯任命那些看上去恭顺且勤于“送礼”的下属任舰长。历史的经验几千次地证明“恭顺”且“出手大方”的“政客官僚”都是些不学无术、品格低劣且没有任何责任心的人渣，他们上任后最热衷的差事就是受贿弄权。现代化军舰落在这些人手里，不是成了一堆废铁就是一台吓人的烧钱机器。 1511419 邵宬儒
这里打一个更现实一点的比方：****一直是中国人不易消逝的梦想，不想拥有航母的中国人也许挑不出几个。假使前几年中国花了几百亿纳税人的钱从俄罗斯买回一艘核动力****，由陈希同来决定航母舰长的人选（陈希同那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和一百年前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一样级别），他极有可能任命赖长星之类的人物担任舰长？！假如赖长星当了航母舰长，他任用航母官兵的标准一样是“送礼的轻重”和“恭顺的程度”。****落在这号人滓手中，除了每天烧掉上千万纳税人的钱外还顶屁用？ 1511419 邵宬儒
所以企图在不变更传统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单靠学习制造先进器物的技术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是“极端的自私”就是“绝顶地天真”！ 1511419 邵宬儒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其政治目标则十分明显。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以谋在控制式的政制结构之下，从事全国性的革新事业。他们很快地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情势下，很明显，日本的维新措施是全面性质的，并无器物技艺，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层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个层次全面并进的方式。 1511419 邵宬儒
尽管中日两国在现代化初期处于相似的基础和起点，但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结果完全不同。日本国力全面上升，国民素质跃升到和西洋文明人士站在同一个水平线，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文明富强国家；中国的国力则停滞不前，从一等强国堕落为三流末国。 1511419 邵宬儒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近代化比较之改革领导力量的比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
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近代化比较之两国改革措施的比较 1、政治领域：在日本１８６８年４月公布了《政体书》确定了立宪君主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设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秩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剥削者转变成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８５年日本实行内阁制，１８８９年日本颁布宪法，１８９０年日本开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领域的改革。中国在政治上则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腐败日趋严重。 2、经济领域：明治政府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１８７０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实行了新的有利于明治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清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无从发展。 3、科学教育领域：明治政府派出１００人以上规模的大型考察团，历时两年认真考察了欧美各国，从而确定了教育兴国的方针，把教育改革做为各项改革的一个根本环节。为提高国民知识水准，培养科技指导人才，迅速掌握欧美先进科学技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日本先后实行了三年、四年、六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同时以科学技术与实业相结合为总目标，大力兴办中等和高等综合技术教育，培养了大批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没有触及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4、军事领域：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武器装备上，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
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总结分析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改变日本原有社会的要求，一切都是为了对旧社会进行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原有的他们认为“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封建社会制度，维护和延续满清王朝的统治。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两者都是在19世纪中期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方学习。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亚洲地区。经过1840、1856年两次*战争和1853年美国军舰闯入日本浦贺港事件后，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阶级矛盾尖锐，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农民日益贫困，新兴地主阶级出现，中下级武士因经济地位下降对现实非常不满，使幕府统治危机加剧。1511420舒皝
两者都是要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中国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旗号；日本明治维新以巩固天皇政权，殖产兴业，实现民族振兴为己任。
两者都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新式军队，进行了教育改革。
领导力量不同。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是地方掌握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掌握中央实权的慈禧太后在支持顽固派、洋务派之间，犹豫徘徊，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是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后，由明治天皇掌权，二者形成合力，进行大刀阔斧、全方位的改革。
政治方面：中国洋务运动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日本则改革落后制度，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建立新的体制。
经济方面：中国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军事、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无从发展。日本则进行大力改革，政府投资兴办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