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医1233于永辉 202311342427

学习老马起义历史的心得体会 今日深入学习南路革命老马起义的史实，收获颇丰。1944年8月9日，在中共南路特委领导下，遂溪西北区老马村打响了党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武装的第一枪，这是南路革命从统战武装向独立建军的关键转折。 最令我触动的是起义筹备工作的细致周密。支仁山、唐才献等同志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策反内线、筹集粮款、选拔干部等五项准备，8月9日深夜正是凭借内线配合突袭界炮联防队，成功缴械后才将队伍拉往老马村。次日马氏宗祠前200多人持枪列队、公开打出共产党抗日旗号的场面，让我深刻体会到：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是革命事业最可靠的保障。 起义后的三次反围剿战斗也给我深刻启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起义部队不蛮干、不硬拼，灵活运用设伏、侧击等战术连续击退敌军进攻，粉碎围剿后又主动撤离老马村向外线转移。这种实事求是的斗争策略，避免了与强敌拼消耗，保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短短几个月部队即扩编至800余人，最终发展为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马起义的历史证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独立掌握武装力量，同时要善于在极端困难中做最充分的准备，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灵活机动方能发展壮大。这些宝贵经验，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习老马起义历史的心得体会 今日深入学习南路革命老马起义的史实，收获颇丰。1944年8月9日，在中共南路特委领导下，遂溪西北区老马村打响了党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武装的第一枪，这是南路革命从统战武装向独立建军的关键转折。 最令我触动的是起义筹备工作的细致周密。支仁山、唐才献等同志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策反内线、筹集粮款、选拔干部等五项准备，8月9日深夜正是凭借内线配合突袭界炮联防队，成功缴械后才将队伍拉往老马村。次日马氏宗祠前200多人持枪列队、公开打出共产党抗日旗号的场面，让我深刻体会到：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是革命事业最可靠的保障。 起义后的三次反围剿战斗也给我深刻启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起义部队不蛮干、不硬拼，灵活运用设伏、侧击等战术连续击退敌军进攻，粉碎围剿后又主动撤离老马村向外线转移。这种实事求是的斗争策略，避免了与强敌拼消耗，保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短短几个月部队即扩编至800余人，最终发展为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马起义的历史证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独立掌握武装力量，同时要善于在极端困难中做最充分的准备，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灵活机动方能发展壮大。这些宝贵经验，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学习了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的历史。1945年1月19日，在吴川县洋北村遗风小学，一场朴素而庄重的仪式，宣告了这支2000余人的武装力量正式诞生。

读到这段历史时，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间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室里，没有红毯鲜花，没有华丽的讲台，只有几张旧课桌拼在一起，墙上或许挂着一面手绘的旗帜。周楠代表南路特委宣读成立决定时，在场所有人的神情想必是凝重而坚定的。这支队伍的前身——老马起义、吴化起义、钦廉起义的战士们，刚刚经历了粉碎围剿的苦战，8月22日主动撤离老马村、转战杨柑圩一带的艰难转移还历历在目。从最初分散在各处的游击队，到整编为三个大队八百余人，再到如今正式打出“人民解放军”的旗号，这条路是用血与火铺就的。

我特别注意到部队的编制细节：第一支队由雷州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编成，下辖三个大队，支仁山、洪荣、郑世英分任大队长；第二支队则由吴川、化县、梅县等地的起义队伍组成。这些地名和姓名，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的原本是农民，有的是教书先生，有的是青年学生，他们在国家存亡之际拿起武器，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同一面旗帜下。

这次统一整编的意义，远不止于番号的变化。它标志着南路地区的抗日武装从各自为战的游击队，转变为有统一指挥、有正规编制的人民军队。这种“正规化”的背后，是组织力量的凝聚，是战略眼光的提升，更是一种信念的宣示：分散的星火，终要汇成燎原之势。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深切感受到，一支队伍的强大，不仅在于人数的多寡、武器的优劣，更在于有没有统一的意志和明确的旗帜。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成立，正是这种从“散”到“聚”的关键转折。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团结统一、凝聚力量，永远是战胜困难的根本之道。这份近八十年前的历史遗产，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今天学习了乐民暴动的历史。这是1927年5月至7月间，遂溪、海康一带农军以血肉之躯打响的南路武装反抗第一枪，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在南路地区第一次以公开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尝试。

读这段历史，我仿佛看见那个燥热的五月。新圩仔集市上，区区一个区长带着七名区兵就敢当众勒索、缴枪扣人，可见当时反动势力之嚣张。但农军没有退缩——海山村负责人黄宗赐率队交涉，据理力争，最后反将潘林雄一干人缴械押回。这种“你敢来，我就敢把你拿下”的血性，让我心头一热。随后两县县长纠集数百警兵围攻海山村，三百多农军扼守三处村口，黄宗光在阵前故意让火药“哑火”诱敌冲锋，待敌扑近再实弹齐发——这种朴素的战术智慧，是在极端劣势下被逼出来的聪明，也是被压迫者奋起求生时迸发的光芒。

最让我动容的是6月25日米昌塘誓师。五百多工农武装集结在一片旷野上，整编为一个大队、五个中队，当晚誓师起义。我想象那个夏夜：没有正式的操场，没有整齐的军装，只有火把映着一张张黝黑而坚定的脸，他们中间有农民、盐工、渔民，也许还有人赤着脚，但他们决定以公开起义的方式，向整个旧世界宣战。两天后进攻纪家民团局时，中队长黄安扬攀楼中弹牺牲——他是这五支队伍里最早倒下的人之一。攻城未果，只缴获部分*，但随后转攻江洪港，终于成功拿下民团缉私队和*公司。

这场暴动最终因敌众我寡未能长期立足，但它证明了底层工农一旦组织起来，就敢向强权亮剑。乐民的意义，不在于胜败，而在于“开始”——正是这种前赴后继的尝试，为十八年后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成立埋下了火种。今天回望，我感受到一种根植于土地的力量：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农军战士，他们没有留下太多文字，但他们用行动写下了南路的革命序章。敢为人先，死而后已，这八个字，当得起那段历史。

今天系统学习了南路革命从1927年乐民暴动到1945年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的完整历程，感触颇深。

1927年5月，大革命失败后的至暗时刻，南路共产党人没有坐以待毙。新圩仔集市上，区长带兵勒索伤人、缴枪扣人，农军负责人黄宗赐忍无可忍将其缴械扣押，由此引爆了乐民暴动。三百多农军在海山村坚守两昼夜，黄宗光用火药“哑火”诱敌再实弹齐发的战术令人叫绝。6月25日米昌塘誓师，五百多工农武装整编为五个中队，当晚宣布起义。随后转战纪家、江洪，虽屡受挫折，但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令人动容。乐民所城被围，农军从排水涵洞冒雨突围，陈光利率百余人撤往斜阳岛孤悬海外坚持五年之久——这种绝境中的坚守，比战场上的冲锋更考验人的意志。

时间跨越十六年，1944年8月老马起义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周楠从重庆领回“建立党独立领导抗日武装”的指示，一个月内紧锣密鼓完成五项筹备。8月9日深夜突袭界炮联防队，各路游击小组两百余人汇聚马氏宗祠，正式打出共产党的抗日旗号。三次反围剿后主动撤离、转战外线、扩编至八百余人——这支队伍已从冲动走向成熟。

1945年1月19日，泮北村遗风小学内，周楠代表南路特委宣布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正式成立。从乐民的五百人到老马的二百人再到整编后的两千余人，数字背后是十八年的血火积淀。第一支队由唐才猷率领，第二支队由黄景文率领，这支正规化的“人民解放军”有了统一指挥、明确番号、完整编制。

将三段历史连成一线，我看到了一种“成长”的力量。乐民暴动是少年人的热血，敢打敢拼；老马起义是青年人的担当，有组织有策略；解放军成立是成年人的格局，着眼全局。十八年间无数人倒下——黄广渊牺牲了，黄安扬攀楼中弹，更多无名战士长眠大地——但火种从未熄灭，最终长成旗帜。这段历史告诉我，任何伟大事业都需要时间的沉淀、牺牲的代价和一代代人的接力。南路先辈用行动写就的史诗，值得永远铭记

今天学习了中塘革命纪念馆的历史。这座位于廉江市良垌镇中塘村的场馆，2016年竣工、2019年被评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所承载的，是廉东南大地上一段浸透鲜血的岁月。

从1944年起，中塘村便纳入了大塘抗日联防区的核心地带。村民成立“保粮军”，夜晚巡更的煤油灯和梭镖照亮了村庄的边界，也守住了百姓的命根子。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家滩圩拱桥伏击战——中塘青年邹振智、钟其芳等人以土枪土炮参战，打响了吴川、化县、廉江、梅菉武装抗日主动出击的第一枪。随后钩镰岭围歼日寇大捷，同样是这些放下农具拿起武器的农民，用简陋的装备重创了侵略者。这种敢于亮剑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和平并未随之而来。解放战争时期，中塘建立了妇女会、农会和交通站，抵制国民党的“三征”政策。1948年春，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中塘惨案，邹培芝等十余位志士当场牺牲。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全村共有23人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生命，21条自然村全部被评为革命老区村庄——这意味着每一寸土地都曾浸染过烈士的鲜血。

走进纪念馆，馆内用木雕按比例还原了拱桥伏击战和钩镰岭伏击的巷战场景，那些栩栩如生的细节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展柜里“保粮军”巡夜用过的煤油灯和梭镖，虽已锈迹斑斑，却依然能让人想象当年那一个个不眠之夜。馆外的烈士陵园里，17位烈士长眠于此，9米高的纪念碑巍然矗立，铭文从1926年廉江建党初期的江刺横——这位改名明志、以示与旧势力决裂的先驱——一直列到解放战争中的牺牲者。

站在碑前，我想到一个词：扎根。中塘的革命烈火之所以能燃烧那么久，是因为它深深扎在百姓之中。“保粮军”保的是百姓的粮，农会维护的是百姓的利，交通站传递的是百姓的希望。当革命与群众的日常生死相依，它就获得了最坚韧的生命力。中塘的23位烈士没有白死，他们用生命浇灌的这片土地，如今已是草木葱茏。而那座9米高的纪念碑，将永远提醒后人：和平从来不是天赐的，是有人用命换来的。

今天学习了丰厚交通站旧址的历史。这座位于赤坎北桥街道丰厚村的李氏祖祠，是一座三进院落四合院，从1940年到1949年，十年间作为中共南路特委的重要交通枢纽，从未发生过一起泄密事故，堪称奇迹。

故事的起点在1938年。遂溪青抗会的陈兆荣、邓麟彰以办“抗日民众夜校”为名走进丰厚村，吸收村校教师郑善卿、青年邹文西入党，次年便成立了中共丰厚村支部。这一步走得极为高明——夜校是公开的、合法的，老百姓来上课天经地义，而党的“内线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扎进了祠堂的砖缝里。

1940年特委正式挂牌成立交通站，邹文西任首任站长，1941年由李家祥接任。此后的十年间，这座祖祠成了连接赤坎城区与遂溪、雷州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周楠、梁广、吴有恒、黄其江等领导人都曾在此长期隐蔽，皖南事变后的特委紧急会议在这里召开，部署转入地下；1944年周楠从重庆带回南方局“转向武装斗争”的重要指示，也是在此召集各县干部宣布。十年间数千名干部经此往返，无一事故——这份零失误的纪录，放在今天任何一个行业都堪称典范。

最让我惊叹的是物资转运的细节。1943年至1944年，经此转运子弹约七万发、*约四千枚；解放战争三年间，更是巧购子弹六七十万发、*五六千枚。这些东西怎么运？伪装运粮船、嫁娶花轿、菜筐夹层——这些看似平常的乡村日常，成了革命物资最安全的掩护。李家祥通过地下党员林一株、退伍军人陈光才、药房老板等多渠道突破封锁，每一次转运都是刀尖上跳舞。1948年，他接到内线情报“国民党运枪赴徐闻”，即刻传信，粤桂边纵队在那郁桥伏击截获大批武器——一张情报换一场胜仗，这就是交通站的价值。

但最打动我的，是丰厚村全村严守秘密十余年、无一泄密者的“铁律”。一座祠堂，门楣上“李氏祖祠”四字始终未改，来来往往的“陌生人”被全村人用沉默守护。我想，这就是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的根基——它不止靠枪炮，更靠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予的信任与保护。李氏祖祠不只是一座建筑，它是那个年代无数“红色避风港”的缩影，是民心向背最真实的见证。

今天学习了中共南路特委机关驻地旧址的历史。它藏在湛江赤坎老街上，分为两处：一是中兴街130号（1927至1928年使用），二是和平路30号“长发庄”（1945至1949年使用）。这两座不起眼的房子，承载了南路革命近二十年起落沉浮的命脉。 先说中兴街130号。1927年夏，南路特委在赤坎成立，选址时颇费心思——周边是广州会馆、潮州会馆、闽浙商人街，南来北往的商客川流不息，越热闹越隐蔽。1928年7月底，南路第一次中共党员代表大会就在这栋楼里召开，3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纠正了当时“左”倾盲动错误，改选黄平民为书记，决定停止冒险暴动、转入隐蔽统战。这次会议体现了革命者在挫折面前的清醒：不是一味蛮干，而是懂得审时度势、调整策略。可惜好景不长，同年12月因叛徒告密，机关被破坏，黄平民等同志英勇牺牲，南路革命由此陷入低潮。 时间跳到1945年2月，特委租下和平路30号“长发庄”商号重新落脚。周楠、温焯华、吴有恒等领导以“股东”“老板”身份出入其中，一楼柜台摆满杂货做掩护，二楼厢房却常常灯火通明——在那里用暗语电报部署各地武装；地下室里则藏着密写情报和南洋侨胞的捐款。1946年2月，特委在这里起草了《为呼吁停止南路清乡*致陈公侠先生代电》，随后派代表在丰厚村与国民党粤桂南区代表谈判，而谈判的预案全在“长发庄”里反复推敲拟定。 对比两处旧址，我发现一种微妙的传承。中兴街130号时期，特委机关是“自己人聚会”的模式，仍难免被叛徒出卖；而“长发庄”时期，组织将自身完全嵌入日常商业的缝隙中——老板、伙计、顾客、货架、账本，每一个细节都按真实商号经营。这种从“秘密据点”到“商号伪装”的进化，是血与火换来的经验。 今天站在赤坎老街上，那些骑楼和商铺早已换了模样，但“长发庄”的故事告诉我：真正的隐蔽不是躲在深山，而是融入人间烟火。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运筹帷幄，需要的不仅是胆量，更是精细到极致的谋划与纪律。这段历史让我明白，革命不仅需要战场上的冲锋，更需要暗夜里的坚守——而最坚固的阵地，有时恰恰是最不起眼的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