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夏以来，湖南遭遇多次持续性极端强降雨过程，部分区域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导致险情灾情。此外，高温席卷三湘大地，多地最高气温冲上40℃以上。
为什么极端天气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湖南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接受政协融媒记者采访，作出解答。
政协融媒：今年湖南气候情况属于极端气候事件吗？
谢益军：极端气候事件有3个特点：强度大，发生频率低，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大。我们通常会采用历史排位法、百分位法、绝对阈值法等方法来判定。比如，对一个地方来说，当下温度在这个地方的历史上是从来没发生过的、破纪录的，这就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极端概念。
对于湖南来说，今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频发、强发、重发的态势。今年2月发生自2009年以来的最强低温雨雪冰冻过程，期间还出现了1961年以来冬季最强寒潮天气过程；6月16日至7月2日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过程，同期雨量和暴雨过程持续时间均为1961年以来之最；7月26日至29日，受台风“格美”影响，资兴12小时、24小时最大雨量均突破全省历史极值；7月4日至27日出现位列历史第五的特强高温过程。
政协融媒：极端气候事件可以预测吗？
谢益军：极端气候事件是可以预测的。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无缝连接，共同为防灾减灾筑起第一道防线。
10天以内到临近的小时或分钟级的预报，是属于天气预报的范畴。气候预测则一般是针对一个月以上的气温降水的整体趋势、重要气候事件，提前一个季节、一个月以及10天以上做出，逐步滚动更新，逐步精细、精准。
如，2022年由于气象部门的准确预测，提示“尽可能提高蓄水水位”，相关部门依据预报果断拦截“黄金水”，对后期抗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大旱之年无大灾”的奇迹。再比如，针对今年6月16日至7月2日的极端强降雨过程，湖南省气候中心提前3个月以上做出“今年洪涝程度为2020年之后最重，重点防范湘中、湘北及洞庭湖区的流域性洪涝”的预测，之后提前一个月准确预测出降雨集中时段和落区，在过程临近前，分析研判强度与历史最强过程相当，为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当然，作为预测科学，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正确。气候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极端气候事件的预报难度极大，特别是对其极端程度、定点定时定量的精准度方面存在偏差，有时空报、漏报也在所难免，需要临近预报不断进行更新、修正。
政协融媒：今年湖南高温在预料之中吗？
谢益军：应该说并不意外。早前世界气象组织就预警称，人类需直面“更热、更旱、更涝”的未来，这已经是科学界的共识。由于全球变暖，副热带高压增强、体积膨胀，极端高温事件频发，其带来的影响显著增强。我省2021年平均气温创近百年来历史新高，2022年平均气温为近百年来第二，年高温日数创历史新高。针对今年出现的两轮“特强”和“强”高温过程，湖南省气候中心在汛期、夏季、月等各个时间尺度提前做出了“盛夏高温日数偏多、程度偏重，有持续性高温热浪天气”的预测。
政协融媒：为什么通常我们感知到的室外温度，总是比气象部门预报的气温要高？
谢益军：预报的气温并不等同于体感温度。气温测量在全世界有统一的标准，按照世界气象组织规定，气象部门监测的温度是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气温，百叶箱须设在草坪上，离地面1.5米，周围比较开阔，无高大建筑、树木等阻挡风或阳光。此外，不同环境下的温度也不同，比如水泥路、柏油路路面温度与草地、树荫下的温度肯定不一样，因此大家测的水温、地温、车温等都不等于气温。
政协融媒：极端气候频发与全球变暖、人类活动是否有关联？
谢益军：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变暖是毋庸置疑的，这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经过了严格科学论证的。如果不加入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在做气候模拟时，地球较工业化前的温升近似为零。
IPCC另外一个明确结论就是，由于全球变暖，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增加了。可以说，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0.1℃，发生极端高温、干旱、洪水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由于全球变暖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比如北极的增暖速度是其它地区的2-3倍，这就会改变极地和赤道之间的温度差异，而且升温会加速水循环，大气的持水能力增强，从而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导致天气越来越任性。
政协融媒：在气候变化国际条约《巴黎协定》中有两个关键的数字，未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2℃以内，并将努力争取在1.5℃。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里也提到这两个温度值。这两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谢益军：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0.1℃都事关重大。目前，地球的平均气温相较于工业革命前升高了1.1℃，我们已经看到，这1.1℃已经造成冰川融化、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洪灾、旱灾、粮食欠收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不断增加。
就像我们的体温，在正常标准上升高1℃就意味着发烧了，升高两三度则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地球平均气温升高1℃同样会“生病”，升高两三度，就可能造成现有的气候状态崩溃，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正因为如此，随着科学认知的深入，IPCC认为2015年《巴黎协定》中2℃的红线定得太宽松了，在2018年发布《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中对该值进行了修正，指出1.5℃是地球大气温度增加的极限，超出这一红线，引发的自然灾害将是人类所难以承受的。
政协融媒：科学界对未来极端气候发生的预判是什么样的？
谢益军：这个问题在《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4）》已经有了解答。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未来我国极端高温事件将呈增多趋势。未来30年，中国区域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将上升1.7—2.8℃，其中华东地区和新疆西部增幅最大；中国区域平均高温热浪天数将增加7—15天。尤其是在高排放情景下，目前5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事件到本世纪末将变为1—2年一遇。这意味着，过去被认为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灾害，将可能常态化。
在降水方面也将更趋于极端化。未来30年，连续5天最大降水量在全国范围内将呈现一致性的增加趋势，西北东部及黄淮流域增加幅度将超过10％。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我们面临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大。科学家指出，未来十年是决定未来变暖趋势的关键十年，已存在多种可行且有效的技术和选项能够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一切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我们不用过度焦虑，但也决不能置之度外。
政协融媒：极端天气对粮食安全带来挑战，湖南作为农业大省该如何应对？
谢益军：全球升温是既定现实，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成为当前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任务。首先要做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因地制宜调整种植作物和品种，多种植对气候变化适应性强的农业作物，起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同时，要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力度，增强农业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政协融媒：面对如此剧烈的气候变化，我们能做点什么？
谢益军：从实现碳中和的角度来说，从国家到个人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个人而言，要从自己做起，从我们每一个小家庭做起，提高个人修养，过节俭生活，做到物尽其用、爱护环境，尽量使用新能源汽车或公共交通工具，融入减塑生活等。这些个人行动可以助力国家的碳中和战略。此外，要重视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提高风险意识，做好防范措施，尽量降低财产损失，保障生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