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红色校史中有不少感人至深的红色家书，是长师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老校长徐特立先生就曾撰写过不少家书。今天推送的是徐老《给女儿徐静涵的信》。这是一封“迟到”了二十二年的信，其中丰富的内涵依旧令人动容，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品读。
家书传情，父爱深沉
静涵吾儿：
七月十五日信收到，二十二年来未得到你信。
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探听你因写标语下狱，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又有人告诉我，你和夏某到了长沙。抗日初，我回家，你母也不知道你的下落。我估计你已不在人世了，因为抗战前后，我们的党已在南京、上海、汉口公开，但未见你向我党探问，又无家信。
忽然接到你的信，也只十数行，你何时与铮吾(编者注：指陶铮吾，徐静涵的丈夫)结婚，你们的职业若何，生活状况若何，是否生有儿女，一字未提。是否你已写信给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是否尚在人世，我不知道，也未见你提及。厚本(编者注：指徐厚本，徐特立的儿子)在一九三八年秋患肠热症，死在医院，至今十一年了，你母还不知道。所有亲戚朋友都瞒着她，恐怕她忧郁成神经病。一九二七年，笃本(编者注：指徐笃本，徐特立的儿子)之死，你母十年神经昏乱，不能再加刺激。你如写信回家，不宜言及你弟之死。厚本和刘氏女结婚生了一女儿，刘未改嫁，改从夫姓名徐乾，已加入了我党八年，由一家庭妇女成了一知识分子。*柏青(编者注：指徐柏青，徐特立的女儿)与卢姓结婚，已男女成群，虽在高小毕业，文字和知识都不及徐乾远甚，不能独立生活。
一九二八年我到上海，你正在狱中，我以为你如果不是共产党也是一个革命的群众，今接你的信没有一字谈及，希望你把二十年来的生活、工作、学问写信告我。
你们夫妇谅有职业，可不来北平。你是否回家来信未提及，你如有职业不可轻脱离，回家后需要仍能到现在的岗位工作。
我已七十四岁，每天还要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生活费公家尽量给我，但时局艰难，我不敢多开支，所以我不望你北上。你们夫妇既能在上海大城市生活，谅有谋生之技能，或到长沙或仍在上海均好。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
事忙不暇多写，祝你们夫妇进步、健康，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朋友，一直加入党为盼。
特立
一九四九年八月
离散重逢，家国情怀
（1949年徐特立、徐守珍父女离散22年后重逢合影）
徐静涵：徐特立的大女儿，原名徐守珍，自幼爱好美术。她在上海新华艺术学校学习期间，成为中共领导的赤色工会的积极分子。1928年，因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被捕，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她才与父亲徐特立取得联系。
在那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历史洪流冲散了无数家庭，造成了多少家庭的妻离子散与家破人亡。徐老一家也饱尝离散之苦。22年的音讯隔绝，像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横亘在徐老与女儿之间，每一日的等待都如同在荆棘丛中艰难跋涉，满心都是刺痛与煎熬。这些都凝聚在信中开头的“二十二年来未得到你信”这短短一句话中。
二十多年来，徐老曾多番打探女儿的去向，虽然断断续续接到过一些间接的消息，但始终不见其人。抗战时期，我们党已经可以公开活动，报纸上也能看到徐老的消息。女儿既没有来信，也没有向党组织探问，以致徐老怀疑女儿“已不在人世”。22年的音讯全无，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无疑是难以言表的煎熬和痛苦，尤其是在此之前徐老已经两度“白发人送黑发人”。
“忽然接到你的信，也只十数行……一字未提”。徐老看到信中寥寥数语，未提及任何生活细节，心中或许有些许失落，言语上似乎有对女儿二十多年不通音讯的责备，但更多的是对女儿多年经历的担忧和牵挂。他迫切地想知道女儿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关心的是女儿何时结婚，“职业若何，生活状况若何，是否生有儿女”，并且希望她“把二十年来的生活、工作、学问”都告知他。徐老不仅关心女儿，也担心女儿是不是已经给母亲写信，生怕女儿将徐厚本之死的消息告知母亲。为了保护妻子，他隐瞒儿子的死讯，宁愿独自承受丧子之痛，也不愿让妻子再次陷入精神崩溃。这种牺牲与隐忍，正体现他革命者的伟岸情怀。
在信中，徐特立回忆起儿子笃本的去世。笃本的离去，让妻子精神崩溃长达十年之久。徐特立看着妻子饱受折磨，深知她再也无法承受类似的打击，语气中满是怜惜。他叮嘱女儿不要在信中提及弟弟的死讯，以免刺激母亲。这种对家人的保护与关爱，展现了徐特立在家庭责任与革命事业之间的高度责任感。
（徐特立、熊立诚夫妇）
党性光辉，廉洁传家
徐老写信的时，已经是1949年8月，全国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徐老在信件的最后反复强调，女儿“可不来北平”，“不望你北上”，希望她“或到长沙,或仍在上海均好”，并告诫“如有职业不可轻脱离，回家后需要仍能到现在的岗位工作”。实际上，隐含的是徐老希望女儿不要依靠作为共产党“高官”的父亲。对此，徐老甚至直言：“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徐特立坚决反对利用亲属关系谋取私利的行为。他深知，共产党的事业需要的是真正有奉献精神、能吃苦耐劳的同志，而不是凭借关系走捷径的人，即使是自己的女儿，也不能例外。甚至作为他的女儿，还必须在工作中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相应的机会。徐特立这种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为子女树立了严格自律、不搞特殊化的榜样。他通过言传身教，向子女传递了共产党员公私分明的价值观。
信的结尾简短而有力，“事忙不暇多写，祝你们夫妇进步、健康，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朋友，一直加入党为盼”表达了徐特立对女儿夫妇的祝福，并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甚至加入党组织。这种期望不仅是对女儿的鼓励，也是对他们投身革命事业的期待。
整封信虽然言辞严肃，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徐特立对女儿的深深父爱和殷切期望。他没有因为女儿的请求而轻易给予帮助，而是以一种更为长远和深沉的方式去关爱她。他希望女儿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这种爱不是溺爱，而是一种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爱。
这封信不仅是徐特立与女儿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是红色家风的传承。徐老“三个第一”的精神可谓贯彻全文。他用“时局艰难，我不敢多开支”的实际行动诠释出“革命第一”的准则，用“每天还要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践行着“工作第一”的要求，用隐瞒儿子死讯的善举演绎了“他人第一”的境界。这种身教重于言传的教育智慧，构建起革命家庭特有的价值传递机制。通过这封信，展现了徐特立作为父亲和革命者的双重责任感。他对女儿的严格要求、对家庭的深切关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都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和弘扬。在当今社会，徐老的这封家书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要传承红色家风，坚守党性原则，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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