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特立六十大寿时,应学生之邀,撰写了一篇《六十自传》,回忆早年往事。提到早年办学时,他曾回忆道:“一九二四年,我由欧洲回国,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员。我办长沙女师,他们就做了我的支柱,如牺牲了的陈章甫、罗学瓒,下狱的曹典琦……”这里说的曹典琦,就是曹伯韩。在长期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中,徐特立与曹伯韩一生结下了特别的师生缘、深厚的同事谊与真挚的同志情。
不约而同,关注中国文字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师生二人再度同城工作。徐特立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之中。曹伯韩于1949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先后在国家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教育部等单位工作。1953年,他被调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工作,致力于文字改革工作。不巧的是,同一年,徐特立也对语文改革、汉语语法等问题颇有关注,写下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和语法、中国语文改革、汉语的特点等方面笔记,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两人不约而同,晚年都关注了中国语文和文字改革这个重要课题。
由于早在抗战时期,曹伯韩就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再加之为推动通俗化工作、中国文字改革、拼音方案的推定、普通话推广和语言语法研究等工作呕心沥血,积劳成疾。1959年1月,曹伯韩因肺癌在北京逝世。9年后,徐特立也因病医治无效,于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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