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特立六十大寿时，应学生之邀，撰写了一篇《六十自传》，回忆早年往事。提到早年办学时，他曾回忆道：“一九二四年，我由欧洲回国，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员。我办长沙女师，他们就做了我的支柱，如牺牲了的陈章甫、罗学瓒，下狱的曹典琦……”这里说的曹典琦，就是曹伯韩。在长期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中，徐特立与曹伯韩一生结下了特别的师生缘、深厚的同事谊与真挚的同志情。
矢志革命，结下真挚的同志情
1924年，徐特立回国后，同时兼任湖南第一女子师范、长沙女子师范两校校长，仍积极实践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是，这时的他思想上很苦闷，已经感觉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在艰难办学的过程中，徐特立对曹伯韩等共产党员的了解逐渐加深。在他们的影响下，徐特立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形成了朴素的认识，思想上开始逐渐同情和倾向革命。他曾回忆说：“这时我不了解共产主义，但非常赞成共产党员，因为他们积极，不争权利，完全为社会工作。”大革命期间，徐特立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是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徐特立自己曾说：“我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是在大革命时代，农运的推动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学习。”在推动革命事业发展过程中，徐特立与他的学生们——*、曹伯韩等共产党可谓志同道合。
1925年9月，反动当局拘捕工人运动领袖黄静源等多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教员。消息不久传到长沙。徐特立、曹伯韩纷纷想方设法，予以救援。在湖南省教育会常年大会上，曹伯韩报告事件详情，提议湖南省教育界应予以援助。徐特立等多数与会人员对此深表赞同。不久，徐特立即以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兼长沙女子师范校长的名义，联合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王凝、长沙师范校长杨正宇，向当局发去电报，认为工人俱乐部被拘教员多为四校毕业学生，向来专心教育，敦促予以释放。
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青年干部，*等发起筹办湘江学校。徐特立和曹伯韩后来相继加入其中。湘江学校发扬自修大学的革命精神，以“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为宗旨，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为办好湘江学校，徐特立和曹伯韩都付出了不少心血。1927年1月，湘江学校董事会将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徐特立、曹伯韩等7人担任校内行政委员，共同负责学校管理工作。
1927年“马日事变”后，面对“白色恐怖”，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曹伯韩则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中央组织局宣传科工作，后被捕入狱，但未透露党的秘密。1934年出狱后，曹伯韩虽失去党组织关系，仍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文化宣传工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启。同年11月，徐特立以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名义，回湖南领导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曹伯韩也从上海回到长沙，参加文化抗战救亡运动。师生二人再度相聚于长沙，以不同身份，一同奋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曹伯韩回湘后即加入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并当选文抗会候补理事。文抗会是抗战时期湖南地区影响最大的群众抗日团体，在中共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主要组织者是田汉、吕振羽等中共地下党员。徐特立作为共产党在湖南的主要决策者，经常指导文抗会工作，应邀进行演讲、讲学，并就一些具体工作提出建议。曹伯韩在徐特立的领导下，与其他爱国志士一道，积极创办刊物，组织演讲、演出等活动，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指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湖南地区的抗战形势发展。
1938年，徐特立和中共湖南省委采纳吕振羽的建议，在邵阳塘田创办战时讲学院，以培养抗战干部，壮大抗日力量。同年，曹伯韩被中共湖南省委从文抗会派往该校任教，并担任教务部教务长。徐特立对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工作非常关心，多次听取吕振羽等人的汇报，并对塘田创办战时讲学院的教学方针、方法和作风进行专门研究和指导。他还曾写信给*、张闻天，要求派几个下级干部去当学生，将陕北和抗大的学风带去。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徐特立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往邵阳，就近指导塘田创办战时讲学院工作。在徐特立的关心和指导下，曹伯韩与吕振羽等同志一道利用塘田战时讲学院，大力宣扬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培养抗战骨干力量，取得显著成效。在此学习的学员共有二百五十余人，其中有四五十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后来陆续成为了革命的骨干。塘田战时讲学院被称为共产党的“南方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