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特立六十大寿时，应战友与学生之邀，撰写《六十自传》，自述人生往事。提到早年办学时，他曾回忆道：“一九二四年，我由欧洲回国，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员。我办长沙女师，他们就做了我的支柱，如牺牲了的陈章甫、罗学瓒”。在徐特立与罗学瓒的一生交往中，他们既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也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还是一起创办长沙女子师范的同事，更是投身革命、志同道合的同志。两人胸怀家国，热心教育，矢志革命，为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贡献了毕生精力，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走向革命成“同志”
1924年后，徐特立身兼湖南第一女子师范、长沙女子师范两校校长，尽管在实践中仍然推行“教育救国”的理想，思想上却非常苦闷，已经感觉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了。在艰难办学的过程中，徐特立通过罗学瓒、曹伯韩、陈章甫等共产党员，对革命的了解逐渐加深。
大革命时期，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如暴风骤雨，极其迅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对徐特立的思想触动很大。他曾说：“大革命时，我在长沙省城办师范学校，我家还是住在离城八十里的乡村。我的家乡已经被农民协会在两三个月中改造成为一个新社会了”，“我下乡住了一个星期，使我从十八岁到五十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他还曾表示：“我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是在大革命时代，农运的推动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学习。”1927年3月，徐特立正式加入湖南农民协会，担任教育科长和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同时还兼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长。他积极投身到工农运动的大潮之中，为推动湖南工民运动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同一时期，罗学瓒担任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也在当地大力开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北伐，他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平民救国团以及农民武装等活动，配合北伐军作战，协助攻克醴陵。为推动农民运动发展，他积极组织农民训练班，醴陵农协会员发展至20万人。同时，还组织成立工会、农会、妇联、商民协会、教职工联合会等组织，壮大农民武装，赶走当地反动武装头目，逮捕恶霸地主彭志藩，并押送省特别法庭判处死刑。醴陵地区农民运动，受到*的充分肯定，被写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马日事变”后，徐特立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罗学瓒成为了“同志”。两人尽管在工作上没有太多的直接交集，但同为革命矢志奋斗。徐特立在“马日事变”后，参加了“南昌起义”，为发动“南昌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后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直至1930年12月返回赣南革命根据地。
罗学瓒则在“马日事变”后，响应柳直荀、郭亮等人的号召，在醴陵组织了一支两万余人的农民军，攻打长沙。后来，他以省委委员兼湘潭县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赴湘潭开展工作。1929年初，他被派去浙江省委工作，担任宣传部部长，后任浙江省委书记。由于叛变出卖，罗学瓒于1930年4月30日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带领狱友开展斗争，进行绝食活动，创办《夜光》刊物，积极宣传革命理论。1930年8月27日凌晨，罗学瓒被害于狱中刑场，年仅36岁。
罗学瓒牺牲后，徐特立并没有忘记这位在一师范的学生、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在长沙女师的同事和革命中的同志。1937年，徐特立以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湖南，回湖南领导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极其忙碌的工作中，他还给罗学瓒烈士之子罗立洲写信，寄去钱，并勉励其就近上学，不可荒废学业。
徐特立与罗学瓒亦师亦友亦同志，他们在求学路上携手并进，在教育事业上互相支持，在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他们的精神必将绵延传承，而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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