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特立六十大寿时，应战友与学生之邀，撰写《六十自传》，自述人生往事。提到早年办学时，他曾回忆道：“一九二四年，我由欧洲回国，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员。我办长沙女师，他们就做了我的支柱，如牺牲了的陈章甫、罗学瓒”。在徐特立与罗学瓒的一生交往中，他们既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也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还是一起创办长沙女子师范的同事，更是投身革命、志同道合的同志。两人胸怀家国，热心教育，矢志革命，为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贡献了毕生精力，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赴法留学成“同学”
1918年，蔡元培、吴玉章等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经*、蔡和森等人大力宣传和组织，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展尤为热烈。
抱着考察学习强国经验的初衷，罗学瓒先于1918年到北京大学预备班学习法文，做好赴法的准备，后于1919年9月2日到达法国巴黎。1919年6月，徐特立也决定赴法勤工俭学，决心做一个“扶拐棍的留学生”。不久，他卖掉一部分书籍器物，筹集到一笔经费，于当年9月启程赴法。两个月后，42岁的徐特立抵达法国马赛。从此，徐特立与罗学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两人的关系也从“师生”变为了“同学”。
来到法国后，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徐特立先进入木兰公学学习了8个月的法文，再到里昂附近的圣侠门钢铁厂做工。罗学瓒则先是在蒙达尼公学学习，后被介绍到施乃德钢铁厂做电工，最终被分配到克鲁佐总厂。
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充实又辛苦的。徐特立在写给好友姜济寰的信中，讲述了到工厂半工半学的情况：“目前伙食也须自备，一二月以后如仍无钱给我，将另择一厂。一日作工六时，上课二时，寄宿舍距工厂约二三里，一日往返四次，费一小时余，归舍作饭、吃饭，尚须一二小时，晚间要预备法文，无片刻暇，写信须待星期日，往往有团体事在星期日开会，更觉忙迫。”罗学瓒在写给*、周世钊等人信中，也叙述了类似情形：“自入工厂以来，每日要作八小时的工，工后又要上一个半小时的法文课，又要回朋友的信，要看阅书报（此处各同学定阅书报甚多），几乎有日不暇给之势”。
师生二人尽管不在一个城市，相互之间仍不时通气，就留法勤工俭学同学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徐特立表示将着手研究“工读并进，是否能造就高深学问”“作工同学，将来即入工校，抑专以作工为糊口计”“国内有款津贴，如何方能收实效”等问题。1920年11月12日，在写给徐特立的回信中，罗学瓒就前两个问题进行讨论。他提出，造就高深学问需要三个条件，即要人勤奋、要有时间、要有金钱。绝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都极为勤奋和节约，大家在做工之余能可以挤出不少时间和省出一定经费，用来保障学习。因此，他认为勤工俭学“当然是可以造就高深学问的”，并且“在勤工俭学会中，将来必定要有很多求得高深学问的”。对于工读关系，罗学瓒也提出了若干思考的方向，并认为“现在一部分工读的人，以自己的能力不够，以一处一时的现象，来抹杀一般人和各方面的关系，这是由于他们见识不到，思考不周的原故，不消说得”。
1920年底，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的影响，法国大批工厂纷纷倒闭，失业潮遍及全法国。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华法教育会也宣布切断与学生的经济关系，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面临非常严峻的生存和求学危机。同为湖南籍的勤工俭学生何长工回忆：“那时好多法国人失业,哪有安插我们的位置？没工做，又租不起房子，好多人只好就住在华法教育会,屋里住满了,就在院子里搭帐篷，等着救济。晴天还可以凑合,一下雨就狼狈极了,像一群叫化子似的。”困窘的留学生们不得不以土豆和豆饼充饥，但是“因为没有钱买汽油,土豆都烧得半生不熟，吃到肚里,不好消化;吃长了,就闹胃病;学生都病倒了”，“好多人就这样不明不白死掉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围绕“勤工俭学还是否可行”“勤工俭学到底是以勤工，还是俭学为目的”“勤工俭学学生是否继续勤工、是否享受官费补助”等系列问题，留法学生们开展了非常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并且分化为“蒙达尼派”和“勤工派”两个群体。“蒙达尼派”以蒙达尼公学就读的部分工学世界社的成员为主，认为做工已经不能达到俭学的目的，勤工俭学已然失败。“勤工派”代表人物有李立三、赵世炎等人，他们对勤工俭学报以较为乐观的态度，坚持继续勤工俭学。
罗学瓒虽为工学世界社成员，却并不认为勤工俭学已然失败。他认为：“勤工俭学比专居学校的，其成就要迟缓一点时日，这是无容讳言的。但这是时间缓急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徐特立当时也较为认同“勤工派”观点，他在《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中指出：“蒙达尼同学说做工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非绝对的，是相对的。”对申请官费补助，徐特立实际上是支持的。他表示：“目前我们再发起向政府请津贴，是我十分赞成的；但不赞成将工读主义取消，及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津贴。”
1921年2月28日，以蒙达尼派学生为核心的400余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到巴黎的中国驻法使馆请愿示威，史称“二·二八运动”。罗学瓒也参与到其中。徐特立当时坚信勤工俭学可以获得成功，对蒙达尼派的主张和做法均不太认同，也反对以此激烈方式来实现勤工俭学的目的。他在《致留法湖南勤工俭学生书》中，呼吁学生们“二月二十八日出校，万不可来协社。人多不能容，徒然自损”，建议大家不要对华法教育会报以希望，及早做好准备，并呼吁“各同学联络一气，有钱的暂拿出共用，渡过暂时危险”。
尽管在“二·二八运动”中，师生二人观点迥然不同，但是在几个月后发生的两场新的斗争中，两人始终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1921年，北洋政府以中法实业银行案，同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消息传出后，留法学生极其愤慨，于当年6月至8月多次组织声势浩大的拒款运动。徐特立和罗学瓒都积极参与到反对中法借款的斗争中。由于徐特立在留法学生中享有较高威望，他还担任了拒款临时委员会委员。慑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等旅法华人施与的强大压力，中国驻法大使陈箓不得不签署拒款声明，拒款运动最终取得成功。
在拒款运动结束后不久，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又立即投入到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
1919年，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提议在法国建立中国大学，以促进中法教育事业，促使法国退款庚子赔款。1921年9月，经过一番筹建，里昂中法大学即将开学。“二·二八运动”失败后，相当多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济非常困难，陷入“工不能做，学不可求”的困境。他们把进入中法大学就读，作为在法继续学习的绝佳机会，甚至是唯一途径。此时，中法大学发出通告，提出进入中法大学读书须经考试，且有官费支持或经费保证的条件。
9月17日，徐特立、罗学瓒等一百多人代表各地勤工俭学学生来到巴黎，参加代表大会。代表们一致把开放里昂大学作为唯一目标，并提出了“誓死争回里大”“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绝对不承认考试”等要求。不久，留法学生们又听到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将从国内带来100多名学生来法就读的消息。留法学生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各地勤工俭学学生，向里昂中法大学进军。
9月21日，蔡和森、罗学瓒等人组织“入校先发队”，强行进驻中法大学。第二天，里昂当局以扰乱治安为由，命令警察强制先发队员迁出校园，学生们坚决不肯。随后，115名先发队员被拘捕，罗学瓒也在被拘之列。学生被拘后，周恩来、徐特立、王若飞等倾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
徐特立还与黄齐生到中法大学，与吴稚晖当面进行交涉。他曾事后回忆：“这时我和黄还相信吴之为人，一到里大，见了吴，吴却大骂说：‘勤工俭学生不守纪律，无办法。筹款不成问题。’我和黄回答说:‘不守纪律是由于失业，不能求学，又不能生活下来，有钱必然有办法，吴先生对于筹款的方法怎样?’吴答:‘我已写信给陈篆要他筹款。’这时，我们认为吴是一个在野名流，陈箓是国家的公使，吴有何权利命令公使筹款？只是对我们的欺骗。”
最终，法国政府以被拘学生“擅自入校”“过激党”等罪名，决定将蔡和森、罗学瓒等104人强行遣送回国。罗学瓒被迫结束留法生涯，于11月23日抵达上海。回国后不久，他便加入了成立仅几个月的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大潮中。徐特立则继续进行勤工俭学，后到比利时、德国考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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