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宏观经济的基本问题。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是其内在要求。《*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立足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进入新发展阶段并取得快速进步的伟大实践，牢牢把握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供求两端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供求关系发生历史变化的显著特征，着眼于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创造性地对加强宏观调控、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重要论述。比如，《准确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这些重要论述为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提供了重要遵循。深刻把握这些重要论述所蕴含的深厚理论基础、学术涵养、实践背景，有利于我们更加自觉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满怀信心把经济搞得更好。
筑牢分析供求关系矛盾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总书记关于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是在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传统分析基础上的现代超越。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供给、需求、微观、宏观等范畴，都源于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对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分析有两个深厚的传统：一是在价值源泉理论上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二是在经济哲学观上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传统。在此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正义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性作出经济学的阐释。
供给与需求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古典经济学关于价值源泉的讨论。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关于价值的源泉问题，形成了“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两种学说。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劳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后来古典劳动价值论瓦解，要素价值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要素价值论源于古典经济学的“斯密教条”，亚当·斯密在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又提出收入决定论，把价值源泉归结为工资、利息和地租，分别来自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这种价值论又称“客观效用价值论”，后来逐渐演变为供给理论，即“供给曲线”的基础。到19世纪中后期，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又出现了主观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源泉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主观效用价值论逐渐发展为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革命），认为价值的决定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并且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边际效用价值论后来被发展为需求理论，即“需求曲线”的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对供给理论和需求理论进行了综合，形成了供求均衡分析新体系，把价值决定归结为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即“均衡价格”，并以均衡价格理论替代了价值理论，供求分析法也就成为研究经济问题的主要方法。但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均衡分析还只是局部均衡，并不是后来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那时的经济学还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分。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供给与需求分析的范畴和方法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是效用价值论，包括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而不是劳动价值论。供求关系分析的政策倾向是供给分析，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创造需求具有内生性，或者说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端，供求间的均衡具有自洽性。
宏观经济学是基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事实、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产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有效需求不足出发，强调以需求分析为侧重点，认为在价格既定的条件下供给可以无限扩大，只要总需求扩张，供给可以充分并自动满足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是处理供求矛盾的关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虽然能够解释“大萧条”下的高失业，但解释不了高通货膨胀。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一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把原凯恩斯主义理论发展成为“总需求理论”，把原“菲利普斯曲线”改造为“总供给理论”，从而形成“总供求模型”。这一理论模型把需求管理、供给管理、价格管理三大类工具纳入政策体系，以解释和治理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
可以说，从凯恩斯理论到后来的发展，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始终是效用价值论，仍然是建立在边际效用递减基础上的总供求分析。
*总书记关于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的重要论述与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具有本质区别，不是以与劳动价值论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为基础，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把价值的唯一源泉归结为人类劳动，在批判“斯密教条”和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从价值源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资本与劳动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进而阐释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发生深刻冲突、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有效需求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不是效用价值论基础上形成的边际效用递减。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吸收魁奈《经济表》分析再生产的思想精华，剖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过程，阐释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阐明了社会总资本实现再生产所需要的条件，为进行科学的国民经济总量分析开辟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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