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实践创造伟大的时代，而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经典源于特定的历史时代，更将在新时代的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朵。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时代命题。只有更深刻地理解“从哪来”的理论之问，才能更精准地擘画“到哪去”的时代之问。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更好把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语权和阐释权，才能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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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这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马克思？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如何积极利用最新的文献成果服务于我国马克思主义阐释权和话语权的建设？这一系列问题亟需我们回答，亦呼唤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成果。
2021年6月，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手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这是目前中国收藏的唯一一份相对完整的马克思原始手稿，见证了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也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事业的新发展。20世纪20年代前后，为了更好地开展思想建设工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列宁的全力支持下，在欧洲各地购买和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包括原始手稿、笔记、书信及其复印件。截至20世纪30年代初，该研究院共收集15000件文件原件和175000件照相复制本，这些丰硕的文献典藏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编译与研究的重要基础。在新时代，中国也有必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权和话语权。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已经在通过各种途径以购买、合作等方式收集与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持续推动着我国典藏事业的新发展。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2”）的陆续出版，愈来愈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也相继“问世”，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更加完整的姿态展现给世人。不过，随着一系列新文献的发现，许多过去的研究定论被重新思考和研究。全新的文献编辑形式和内容，也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的理论解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编纂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才能最真实地还原他们的写作与思考情境，进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学术界有责任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译介和研判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与研究的最新成果，与MEGA2文献展开反思性的学术对话。
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手稿是目前中国收藏的唯一一份相对完整的马克思原始手稿。2021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指着玻璃展柜里的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手稿等文物问道：“这些是复制件还是原件？”得知手稿都是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方收集到的原件，总书记感慨：“那很珍贵。”图为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手稿。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供图 梁茵/摄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典藏与整理是十分必要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些文献开展思想研究，从而服务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自20世纪开始，德国、法国、苏联和日本等都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研究小组，在MEGA2编纂和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文献的编译和整理，缺失了更加深入的思想史研究。思想史与文本犹如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之双翼，缺一不可。如何利用MEGA2的最新文献成果，服务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作出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贡献？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阐释权和话语权，推进国内乃至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理论研究，进一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立足扎实的文献基础，对马克思的思想史进行科学的“概念考古”，从而在文本与实践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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