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

宋元、乃至明朝时期，佛道观念在社会上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理念，《水浒传》尊道斥佛，放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在于佛道本身，本质是对宗教式夷夏观念的一种文学表达。

《水浒传》的主题在于“忠义”，小说的创作者希望表达民族意识，但又不能毫无保留地展现这种观念，只得进行删改，或者以一种隐晦，却能令民众理解的方式来表现，“崇道斥佛”这种宗教观念，恰恰符合这种需求。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投降朝廷镇压方腊起义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艺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武行者”等。

从其他文献中的记载看，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曾经说过：“《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书本。”高儒《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30]”李贽《忠义水浒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水浒传》在十六世纪已传入朝鲜，除中国原刻以外，还出现了朝鲜坊刻本、抄本和翻译本。《水浒传》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当时的朝鲜学者，对文言比较熟悉，而对白话文不太精通，朝鲜显宗十年（1669年）特为读《水浒传》而出版了《水浒传语录》。日本于1757年出版了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全译本。法国于1850年出版《水浒传》摘译本，1978年出版百二十回的全译本。《水浒传》已有英、法、德、日、俄、拉丁、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泰国等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水浒传》在海外广泛流传并得到了高度评价。

对《水浒传》来说，小说从明代以来经由评论到删改、增添，由删改、增添再到删改、续写的递嬗变化，到清代已发展到尽头，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版本。像其他小说一样继之而起的也是续作现象，而且续写《水浒传》的热潮方兴未艾，从清初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水浒传》的续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复杂，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这些续书要么以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为底本，要么以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为依据，加以续作。

1997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水浒系列小说集成”，或称作“水浒传大系”，除本传外，共收集到14种，即明末清初金圣叹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清初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晚清俞万春的《结水浒传》（又名《荡寇志》）、民国时期程善之的《残水浒》、民国姜鸿飞的《水浒中传》、民国刘盛亚的《水浒外传》、民国张恨水的《水浒别传》、清末西冷冬青的《新水浒》、清末陆土谔的《新水浒》、民国张恨水的《水浒新传》、民国嘉鱼的《戏续水浒新传》、民国冷佛的《续水浒传》、民国梅寄鹤的《古本水浒传》。

一是继承本传忠义精神，梁山未死英雄继续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或梁山英魂转世、再次揭竿而起的豪情之作。有陈忱的《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姜鸿飞的《水浒中传》、梅寄鹤的《古本水浒传》、张恨水的《水浒新传》。二是丑化梁山英雄互相猜忌、互相残杀的强盗之作。有俞万春的《结水浒传》、程善之的《残水浒》、冷佛的《续水浒传》。三是借水浒英雄表达作者对清末社会改革的设想，颇具荒诞性。有西冷冬青、陆士谔同名小说《新水浒》。

《水浒传》对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学艺术样式也有显著影响。明清传奇剧中，李开先的《宝剑记》、陈与郊的《灵宝刀》、沈璩的《义侠记》、许自昌的《水浒记》等等，这类取材于《水浒传》的作品约有三十余种。而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曲艺、绘画等作品也数不胜数。

现代文学家鲁迅：“‘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名誉教授夏志清：“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发展了中国的小说艺术，其一，它大量采用了现代读者仍喜闻乐道的白话文体。其二，它在塑造人物、铺陈故事时，能不为史实所囿。”“《水浒》以真实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写了不少江湖豪杰的故事，比《三国演义》的确具有更生动的现实主义特色"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这部13世纪的“流浪汉体小说”并不比17世纪西班牙同类的小说逊色，而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它们。如它完全没有说教，有时情节的展开像史诗般的广阔（有围困城堡和城市的场面），以及对超自然的和魔幻方面的描写能令人信服。最后的这个特点使这部小说和所有这一类小说中最古老、最优秀的作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相接近。

*对《水浒传》的评价，早年他认为《水浒传》是“农民造反起义失败的例子”，“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晚年他认为《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水浒传》的版本，有所谓繁本和简本之分。一般认为有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的一百回本可能是《水浒传》的祖本，特别是明嘉靖年间的百回本，在艺术上有了较多的加工，这就是所谓繁本。后来万历年间，有人又在征方腊、平西辽之间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情节增加而文字压缩，遂成所谓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