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体模式存在一种“ 道德偏见” ,质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与西方国家议会内政党不同,对于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建国型政党而言,政党领导并建立了国家政权,由此形成一种政党—国家体制。 依据政体分类逻辑即按照政治权力中心的标准,在政党—国家体制下可以提炼出一种“ 领导党制” 政体模式。 中国的“ 领导党制” 是由领导机关( 中国共产党) 、立法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 、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所构成的“ 五位一体” 模式,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 领导党制” 模式突破了传统西方政体理论仅从政党—政府体制角度划分政体类型的做法,为理解某些后发国家的政体提供新的类型学视角的认识。
在西方国家看来,人民享有国家的统治权( 即人民主权) ,国家统治权的具体行使方式是通过选举产生代表,再由代表组成议会来行使,因而选举是产生政府机关的唯一途径。 为了确保政府官员负责,每隔几年举行一次选举就成为西方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 同时,从公民的角度看,选举也是公民参与自治行为的首要方式 。 这就是西方代议民主制形成及运行的基本逻辑。 在西方的教科书中,“ 民主政治就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 [15]164 。 今天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经完全蜕变为选举政治,代议民主变成了选举民主。 人们往往以为选举民主的确立是建构政治正当性的关键,但大量经验研究表明,选举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没有必然联系。 即使在成功的民主国家,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正当性是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建构的。 实际上,正当性的建构、维系和破坏不是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而是输出端。 与选举体系建构有效代表的能力相比,政治正当性至少同样取决于政府的质量 。 选举仅仅产生了国家治理的代表,但没有回答更为重要的如何具体治理国家的问题。 当代许多民主国家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落入了大众政治选举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在历史上,由于未能满足民众的需要而失去民众支持的民主国家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论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多么完美,对于一个无法提高经济增长、给人民带来安全保障、维护社会平等和提供合格公共产品的政府,人们不会对它的民主给予很高评价。 政党与国家或政府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政党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从成为法定领导党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并非狭隘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概念所能够解释的。 领导党的特性注定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中国共产党“ 类政权化” 的组织特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凝聚和团结了大部分社会民众,使得中国共产党超越了政党的性质而具有了政治权力机关的属性。
化生研2102 洪楚航
1049722101985
2022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