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的碳减排计划完成了整体布局：我国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有学者将以上两大目标合称为“30-60目标”，还有国际媒体将这一伟大宣示视为过去十年最重要的气候新闻、视作全球气温控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所谓“碳中和”即“净零C02排放”，简单说来便是，排放多少碳就要做出相应抵消措施以实现净碳排放总量为零。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提出：若到本世纪中叶仍不能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净零，则1.5℃目标将无法实现。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提出了或者正在提出自己的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例如，不丹、苏里南等少部分国家已经实现了碳中和，英国、瑞典、欧盟已完成碳中和立法，日本、韩国等约十五个国家已经发布相应的政策宣示性文档。
可见，在全球气候治理视域下，“碳中和”概念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唯有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全球气温才有可能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巴黎协定》下，由于我们在温控目标前加上了时间限制与程度限制，则影响温控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便不单是实现碳中和这么简单，而是要控制“累积排放量”。也即能否将全球气温控制在工业化前的2℃以内取决于全球累计碳排放量的高低，而累计碳排放量的高低取决于碳中和实现的晚近。换言之，只有整个地球实现了碳中和方能实现气温控制，但也只有尽早实现净零排放继而确定累计排放量，才有更大可能实现特定温控目标。部分专家认为，“30-60目标”于我国而言似乎定得太大。笔者认为，碳中和愿景的提出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国际层面，我国提出碳中和愿景的出发点不仅是出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彰显大国担当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社会能源变革的大趋势下，哪个国家能率先适应并引领世界潮流哪个国家就将赢得竞争力与话语权，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大国博弈中占据竞争优势。那么，现代化目标引领下的中国必然需要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
在国内层面，一方面是气候安全的需要，气候安全问题已然成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升温幅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并且我国因气候变化所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7倍。另一方面，是适应国情的需要。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基本国情已经发生变化，为了满足人们对更加安全更加健康更加幸福生活的向往，加强气候治理、改善空气质量是我国逐步提高民生福祉的应有之意。
在“30-60目标”视域之下，从现在起到2060年的这段时间，我们能够较为容易地构想出我国碳排放的理想趋势走向。即从现在到2030年以前，我国碳排放量发展情况是一条斜率逐渐减小到零的上升曲线，从2030年到2060年间，则将转变成一条随时问增长碳排放量逐步至零的下降曲线。
然而，若要切实按照理论设想一一实现目标，我国还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有学者指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以快速有序的方式向新经济模式转型是最为关键的问题。能源基金会于2020年11月发布了《中国碳中和综合报告2020》，该报告主要研究了支持中国同时实现碳中和目标和现代化目标的新增长路径。报告认为，中国碳中和愿景是高质量增长与发展的基础。报告指出未来中国的新增长路径是由生态文明理念、美丽中国以及碳中和目标所共同引领的多目标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
从现在起到2030年我国碳排放量达峰时为第一阶段。由于这一时间段恰好与我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相对应，所以可以认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志。只不过，由于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之中，目前仍处于且将会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能源需求不仅巨大，在未来数年还将进一步增大。
碳达峰后至碳中和实现是“30-60目标”的第二阶段。由于与美丽中国目标相呼应，因此这一时间段同样与我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相辅相成。可以想见，实现碳中和理应成为建成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待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应当把这个目标纳入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整体战略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