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1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那一年复旦文学院和法学院师生六百多人到安徽五河县和灵璧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历史系主任周予同教授担任大队长，谭其骧教授等也参加了，四年级学生因为参加土改，都没有写毕业论文。我因为正担任校团委书记被留在学校。参加土改的师生归来后紧接着是“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毕业论文也没有做。尽管自己喜欢读历史书，到那时却还没有写过一篇学术论文。
怎样开始写最初的学术论文，在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有什么可说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跨出这一步，实在并不容易，原因可能是历史条件不同。
我最初发表两篇史学论文，都在1955年，也就是24岁时候。1952年，教育部规定大学的历史系和中文、新闻等系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那时说的中国近代史，指的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那一段历史。教授中专治中国近代史的极少，有些人还持有中国近代史不能算“学问”的偏见。于是，这副担子在各校相当普遍地落到和我同辈的青年教师肩上。
青年教师担负起这门课的教学，如果同时要开展专题性的研究工作实在有很多难处：第一，中国近代史在各校大抵是一门新课，处于草创阶段，需要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但没有现成的教材，主要参考的学术著作是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和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本书可以说引导着青年教师入行，但并不是教材的体裁，范老的书又只讲到义和团运动为止。金陵大学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是解放前的“部颁教材”。我在中学时代曾买来读过，这也是我曾报考金陵大学历史系的重要原因，但它终究已不适宜作新中国的该课教材。各校之间当时可以说没有什么往来和交流。所以，承担这门课的教师，几乎全力以赴地从事备课，还谈不上有多少从事史学专题研究。第二，当时刊载史学论文的场所十分少，求得发表相当困难。由尹达、刘大年主编的《历史研究》在1954年中期才创刊。此外的史学刊物有天津的《历史教学》、河南的《新史学月刊》，篇幅比较少，每期只有几十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集刊》，论文水平较高，给我很多启示，但似乎只刊载本所学者的文章，而且出了两期就停刊了。此外，在综合性刊物《新建设》《文史哲》《学术月刊》和大学学报等有时也刊载一些史学论文，但为数并不多。高等学校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教师，人数不少，但忙于备课，论文发表既然相当困难，就顾不上了。第三，当时按教育部规定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青年教师，是这方面最大的群体，但彼此长期并无交往，自己无论知识积累和思考深度，都处于起步阶段。读了范文澜、胡绳的著作和罗尔纲先生连续出版的*史学考辨著作，都有望尘莫及之叹，一时不敢轻于下笔。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丛刊给了我们极大帮助，但大家都忙于备课，没有多少精力从事专题研究。陈锡祺教授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和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都大约只有六七十页，已十分引人注目了。
回想起来，1961年的辛亥革命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在外地举行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到会的前辈学者有吴玉章、李达、范文澜、吕振羽、何干之、黎澍等，中青年学者有陈旭麓、李侃、胡绳武、汤志钧、祁龙威、戴逸、章开沅、茅家琦、陈庆华、李时岳、龚书铎、李文海、张磊等（李文海与张磊当时只有二十多岁），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以后成为至交。会上的热烈讨论和自由交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繁荣和建设。讨论会的论文出了专集。这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同以前相比，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
1961 年10 月21 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留影。参会人较多，举例如下，第一排左第六人起：吕振羽、李书城、范文澜、吴玉章、李达、吴晗；第二排右起第五人陈旭麓、第六人胡绳武；第三排左起：林增平、王思治、李文海、余绳武、戴逸、金冲及、祁龙威；第五排左五：章开沅
再讲讲我自己最初的两三篇史学论文是怎样会写出来的。
1952年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复旦历史系的教师阵营很强，一级教授有周谷城，二级教授有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蔡尚思，王造时六位，还有耿淡如、马长寿、陈仁炳、田汝康等教授，真是人才济济。但那时教授专治中国近代史的人十分少，复旦历史系又没有这方面的副教授和讲师，所以这门课第一年由陈守实教授开设。陈守实教授是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他的专长是明清史和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不能长期要他再担任这门课的讲授。那时，中国近代史这门课不但没有教材，连教学大纲也没有。就由胡绳武同志（他和我是同学，比我高三个年级，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素来熟悉）同我两人边学习，边编写教学大纲。1953年，由我们两人分别担任历史系和新闻系这门课程的讲授，内容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历史。从此，我先后在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讲这门课（从1953年到1964年），职称在1955年定为讲师。说实话，对付讲这门新课已很费力，顾不上再去做什么专题研究工作。
讲课使自己受益极大。我讲了12年课，尽管一直是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双肩挑”。但深深感到有这样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没有这种经验大不相同。当教师的好处，我的感受至少有几点：
一、讲课要在不长时间内向学生讲清楚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包括有关基本理论，要使学生能够听明白，并且对重要内容留下比较清晰的印象。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这门课程内容的基本脉络线索和内在逻辑；二是今后工作中常容易接触到的重要知识和学生学习时容易产生疑问的地方。这就要求任课老师事先充分准备，分清主次，理清思路，记住一些应该记住的事实。不能呆板地只讲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备课的过程，实际上是自己深入学习的过程。如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学生自然不会满意。而且，学术研究总在不断发展，自己的知识和理解也有进步和变化，不能每年拿着老讲稿去讲，总要年年都有所补充和修改。这样的备课自然比自己平时看书所得的印象要深得多，而且养成把个别问题总放在全局中去考察或同周围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的习惯，既积累了知识，也在头脑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这就为后来从事研究工作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二、教师讲课时是面对学生的，眼前是满课堂的年轻人，讲话是讲给他们听的，处处都要想到能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考虑他们能不能听懂，会有哪些疑问需要帮助他们解答。这门课，我在复旦教了十多年，比较熟悉，后来讲课就不带讲稿，重要的引文也事先整段地背熟，上课就像同朋友聊天那样一口气讲下去，当然，和平时聊天不同的是：条理要分明，叙事要准确。这样，课堂空气很活跃，也很自然。我感觉写文章同讲课一样，要处处替对方着想，因为你写的是准备给读者看的，不是自己关在书房里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教书一定要处处都想到那是讲给学生听的，要为他们着想不是自言自语。这是没有当过教师的研究者不容易强烈地感受到的。我当过几年校团委书记，那时政治活动多，需要向团员和学生讲话和作报告，在这方面也是受益不少的。当然，现在常向听众作学术报告的研究者，也会有这种感觉。
三、做教师还有一个“教学相长”的重要好处。一些书读得多或长于思考的学生，对问题常会有很高明的看法，是教师原来没有想到的。常同学生接触，思想就更活跃，更容易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这比老是一个人苦思冥想，甚至会钻入牛角尖里还拔不出来要好得多。我在讲课时曾采用一种办法：当涉及某个比较复杂或重要的问题时，停下来请同学们举手后起来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几个同学发表意见后，我再总结一下，在总结中自然也包括并吸收了几个同学发言中谈到的看法。1957年，我同胡绳武同志第一次合作发表的关于*《天朝田亩制度》那篇文章，实质就是我在一次课堂讨论（那时叫作“习明纳尔”）中，对许多同学发表各种意见后的总结。我同胡绳武同志平时经常就一些学术问题聊天和议论。那次课后，我同他谈到那次总结的内容，他又谈了一些看法。我就以两人署名的方式在《文汇报》（记不清了，也可能是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这是我们俩合作写文章的开始。其实，那次的文章中也包含一些同学发言中的看法。平时，同学们听课后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议论，也使我受到启发，思路得到开阔。
还需要讲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有着不少优秀的学生。听过我课的同学中，如朱维铮（1956年入学）、李华兴（1957年入学）、姜义华、王学庄与王知常（1958年入学）、王守稼（1939年入学）、张广智、王鹤鸣、朱宗震（1960年入学）等，他们后来在不少方面超过了我的成就。如当时在史学界产生过不小影响的同班同学姜义华、王学庄、王知常入学不久就合作写了一本《孙中山的哲学思想》，署名是从他们三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合成的“王学华”。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研讨这个问题的著作，引起不少人注意，打听这位没听说过的作者是哪个单位的，没想到是三个一年级大学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我的促进作用不言自明。
但讲课的头两年多，我几乎全力以赴用于备课，一篇史学论文也没有写过。它的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一来是教学的负担很重，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只能边学边讲，已经穷于应付，哪里谈得上再做什么专题研究？二来是当时教学的主要参考书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觉得他们对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问题都已说得很清楚，自己一时提不出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研究。三来是那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除*历史有简又文、罗尔纲、郭廷以、谢兴尧等先生有专著外，其他研究成果还很少。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第三研究所《集刊》发表了一批很好的论文，当时使我感到耳目一新，可惜的是这个刊物出了两期就不出了。所以，即使自己想做些专题研究，一时还感到无从下手。这对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难以想象，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这种幼稚状况当初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