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运动解剖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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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6:16:24

我与运动解剖学教研室

  我是1962年考入上海体育学院人体解剖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张汇兰教授,在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学习。后来在1973年又从上海第七制药厂把我调回教研室任教,直到1986年调北京工作,离开教研室。回顾我在运动解剖学教研室学习、工作的十三年中(其中两年在美国进修学习)有许多东西是难忘的。弥足珍贵的是成了我后来在北体大的教学实践和学术思想的活水之源。她不断地给我思路和启迪,给给我勇气和理智,更鼓励我攀登不息,“不用扬鞭自奋蹄”。

  运动解剖学教研室是么个干事业的集体,教研室十分重视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是雷打不动的,不仅讨论进度、难点、重点、教学法,而且还深入探讨运动解剖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教研室强调的肌拉力线与关节运动周的关系,首创的动作原动肌的环节受力分析法都获得学生的好评,后来还首次被国家体委的全国统编教材收入1978年版的《运动解剖学》中。针对学生反映解剖课枯燥、难懂、易忘的意见,教研室提出了以关节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改革,突出了运动解剖学与医学院的人体解剖学的区别,使这门基础学科与运动实践集合的更紧密,也让学生学得更生动活泼。在科学研究上,教研室重视与其他学科的兄弟院校的合作。例如,与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合作,共同参与“空四所”的一项国防研究:人体脊柱受力与弹射保护,与“海研所”合作,研究海军航空兵的晕机晕船的防治工作:与同济大学合作在1978年的全国体操个人冠军赛上对参赛运动员的体型进行测量以及跳马起跳的垂直分力测试,收集到近200个珍贵的样本数据:与东昌路地段医院合作研究庄元明医生创编的“练功十八法”的动作技术特征。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教研室为主体举办了第一次华东地区运动生物力学学术讨论会,等等。运动解剖学教研室是一个朝气蓬勃干事业的集体。运动解剖学教研室又是个海南百川的集体,在张汇兰先生的促成下,把力学功底深厚的林建英教授调入教研室,为运动解剖学的生物力学发展方向创造了条件。我现在的教学和力学基础正是在林建英先生手把手的辅导结果,让我终生受益。教研室后来引进了七0八所的魏文仪工程师,也成为教研室的骨干和博导。在学术上,经常召开学术讨论会,不管是西方还是苏联的观点和成果,都进行介绍和讨论,当时虽然主要是以学习苏联的观点和成果,都进行介绍和讨论,当时虽然主要是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主,例如伊万尼茨基的《运动解剖学》,童斯科伊的《生物力学》都有中译本。但是,教研室当时已有了许多英文的原版书,例如,Kinesiology,Anatomy,Biomechanics,这些书籍激发了我努力学习英语,盼望自己能看懂这些书籍。现在我能直接阅读这些英文资料,有时并能译成中文给学生、同事作参考,是教研室海纳百川的胸襟深深地熏陶了我。

  运动解剖学教研室还是个温暖的集体,这个集体既有师长、前辈、同事,又有学生,“同行是冤家”在这个集体中几乎不存在。我感到的是师长的谆谆善诱,细心的呵护,同事的互相帮助、支持,学号是呢过的尊敬。尤其是施德兴老师对我的成长帮助最大,他是我局解课的老师,后来我在特拉华大学能帮导师给美国学生上局解课,这是施德兴给我打下的基础。他又是我的党支部书记,给我传承了许多党的优良传统。在解剖楼的许多夜晚,他会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许多革命的历史,教研室的故事,事政的评判,这些至今都影响着我对事物的看法。当我提出一些研究思路,德兴和技术室的张汉文等总会帮助我解决一些具体方法,让我去做实验。例如,程蜀琳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膝关节伸肌在整个运动幅度中的力量(静止)测定,实际上就是现代生物力学中的肌肉力量曲线的测量。需要做个固定上体和大腿的让小腿能从屈到伸在一定间隔的角度上发力的装置,他们就帮忙做出来。在测量体操运动员体型时,他们就做了一个2米*2米的大的网格,用尼龙丝织成5厘米*5厘米的网眼,作为标定,配上摄影,实现了现场测试。这样的集体,这样的配合和支持,是一个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

我还想特别提出一点,运动解剖科研室鼓励创新、允许失败。我是一个喜欢思索、探求新知的人,而且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为研究生白怡春开题时,让他做一个我自己也正在探索的题目——人体运动环节重量和中心测定,这是一个世纪难题,让一个研究生去做,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我太年轻,太不知深浅了。不久,就很难做下去了。这时,教研室不是责怪、不是看笑话,而是积极协助我们改题,让白怡春完成他的硕士论文。后来我自己在不断探索、实验、计算,整个过程中,教研室都允许我失败,让我总结教训,鼓励我一遍又一遍地实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分环节重心与身体总重心的联动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这部分成果我在1983年的第9届国际生物力学讨论会上发表了,并获得了杰出成果奖。现在我仍在破解这项“世纪难题”,在运动解剖学教研室的“成功的开头”是我这项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基础。

时代在前进,我和运动解剖学教研室那时的具体情况、任务和条件都变了,但是,我相信,有些精神是应该传承和发扬的。在结束此文时,我要向上海体育学院运动解剖学教研室的导师、前辈和同事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还念之情。母校应为有这样的一个教研室而感到自豪。

祝上海体育学院永葆青春,一代更比一代强!

                               (注:作者为北京体育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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