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春晖 ——60周年校庆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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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5:31:06

母校春晖

——60周年校庆抒怀

 邱伟昌

上海体育学院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在几代“上体人”的不懈努力下,在办学方面已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培养单一的体育师资到多种体育人才培养,从单一的本科学制到竞技体校、专修班、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等多层次人才培养的系科设置,从较为封闭式的办学到与国内外诸多知名大学建立校际关系的开放式办学。学校早已桃李满天下,蜚声海内外。目前正在为创建一流体育大学而奋进。

 

                    寻根:半部中国近代体育史

    

上海体育学院在半个多世纪的办学过程中,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治学精神,她不像绿瓦大楼这幢标志性的建筑那么一目了然,而只有了解学校的昨天与前天,长期浸淫其中,才能真正触摸和感悟到她的脉搏和灵魂。

翻开母校的历史,一种厚重的文化积淀感便会扑面而来。1952年夏,为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国家对原有的高教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调整院系和专业设置,决定调并南京大学、金陵女大和华东师大三校的体育系科,在上海组建了国内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华东体育学院。这三所大学的体育系科在当时均闻名国内,各有独特的办学传统和历史渊源,它汇聚了旧中国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金陵女大体育系和上海东亚体专等国内一大批著名的体育教育家、理论家和当时叱咤体坛的“杠王”、“拳王”、“球王”等体育活动家,如吴蕴瑞、张汇兰、吴邦伟、金兆钧、吴玉昆、董承良、周士彬、蔡龙云、李震中等人,以至我们谈论起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体育史,很难完全绕开这些名字。

认清体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为雪洗“东亚病夫”的耻辱,而选择体育教育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首任院长吴蕴瑞是我国近代体育的创始人之一,早年他虽然身体瘦小,却选择了体育教育作为自己的追求。在旧中国,他长期在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师大从事并主持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并在学术上精勤奋励,博学多才而享有盛名,故在体育界与北京的马约翰先生齐名,素有“南吴北马”之称。我国女子体育的创始人张汇兰教授也有相似的经历,少小时体质十分虚弱,一到冬天总要穿上两件棉袄御寒,气候稍有变化便咳嗽不止。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学校的学习生活,不仅改善了她的体质,还使她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体育的看法。在旧中国,学习体育的女子,可谓“寥如晨星”,学成后从事女子体育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张汇兰却选择了为在中国普及和推广女子体育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鼓励广大妇女从封建礼教桎梏下解脱出来,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和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主持学校的体育工作,曾被誉为国内“第一个穿女游泳衣的人”。为表彰她对中国女子体育所作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7年在她九十高龄之际,专门向她颁发了“在体育运动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荣誉奖”。

严谨治学,为人师表,是这些前辈们又一个显著的特点。吴蕴瑞教授是我国近代体育理论科学的奠基者,是在国内最早倡导“体育学术化”的教育家。针对当时体育科研的落后状况,他大声疾呼:“科学家与体育家携手,以解决体育上疑难问题”。为推进“体育科学化”进程,他还身体力行,从1922年开始研究运动学,经常在运动场上,细心观察各种运动动作,以人体解剖学知识和力学原理分析动作技术,每有所得,随手笔记,积累资料,还坚持到东南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听课四年,系统地学习力学知识。后来赴美留学和赴欧考察期间亦留心收集相关资料、动态,几度春秋,终于在1930年编著出版了《运动学》一书,这在当时世界上尚属新锐。吴蕴瑞不仅以论著颇丰而为国内体育学术界所推崇,还以博学多才而闻名,他还是一位颇具名气的书画家。他以自己的德才学识,有力回击了旧中国流行的重文轻体,总以为体育工作者不学无术,头脑简单等传统陋习。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中国老一辈体育工作者在多年体育教育生涯中所形成的爱国敬业,忠诚于国家的体育事业和严谨求实,为人师表的治学精神,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成为上海体院宝贵的精神财富。建院初期,它激励广大师生在院党委带领下,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年内乱,学校被撤并,师资被遣散,然而形散而神不散,人心思定;1978年复校,她又凝聚人心,拨乱反正,很快医治了“文革”的创伤,使学校重新走上改革发展的快车道。

            

回首: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虽然无缘经历母校建院初期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但我却有幸目睹并参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母校从复校到复兴的难忘岁月。

那是一个生机勃勃、意气风发的年代,1978年6月,上海体院重新得到了恢复,老领导回来了,流散在外的教职工也回来了,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学生也入学了。因部属院校等体制上的原因,市属的一些运动队尚未撤离,一度使恢复后的母校仅占偌大校园的一隅。记得77级男生入校后只能暂住在老教学大楼底层的大教室内,几十人同居一室,女生更只能住在绿瓦大楼顶层的小窗口房间内。逢到雨天,田径班、篮球班和其他班的同学一起挤在狭小的室内田径场内,经常是险象环生。然而,那时的师生关系、干群关系是真诚的、融洽的,学习氛围是浓浓的。每天天刚亮,煤渣田径场和室外水泥球场上,都是晨练的师生;晚饭时间刚过,教室里已坐满了提前来“抢座位”参加晚自修的学生。

那是一个青春焕发的岁月。夺回被耽误的青春年华,已成为广大师生的共同心愿。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激励下,一大批年逾花甲的教授们老当益壮,壮心不已。丁景清教授每天清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在台灯下伏案写作。天蒙蒙亮,她就跑到田径场去练长跑,她总是先于学生,第一个走进训练房。老拳王周士彬联合有关部门邀请世界拳王阿里来校访问、交流,并为及早在国内恢复拳击运动,四处奔走呼吁。年逾八旬的张汇兰教授为及时了解国外最新的教学和科研动态,再度走出国门,远涉重洋,自费赴美学习考察,并带回来不少新的信息。她还利用在外的关系,甘为人梯,先后推荐十余名学生赴美留学深造。俞继英、陆爱云、虞重干、姚颂平等中青年教师在国外留学学成后,毫不留恋国外优裕的物质条件,毅然回国报效母校。青年教师邱丕相、金荣驹“十年磨一剑”,已开始在国内武术界和田径界崭露头角。

那是一个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时期,“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已成为广大师生员工的共识。在学校党政领导的带领下,对内苦练内功,对外拓展办学空间。复办了竞技体校,在国内高校中首家试办体育新闻和体育康复专业,创办了《竞技与健美》杂志,由陈安槐院长牵头,成立了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竞技体育协作组。在胡贤豪、张立德、李福轩等一批优秀教练员的辛勤耕耘下,上海体院的校园里走出了第一个世界女子举重冠军李艳霞,竞校学生刘栋首次代表中国拳手参加汉城奥运会,并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摔跤运动员盛泽田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铜牌,实现了我国摔跤项目在奥运会奖牌榜上零的突破,难怪颇具新闻敏锐性、时任文汇报体育部主任的马申经常光顾学院,采写新闻,并不时地见诸于报端。

在院党委的领导下,上海体院不仅进行了拨乱反正,实现了学校工作重点的转移,迅速医治了“十年动乱”期间学校撤并留下的创伤,而且通过深化改革,顺利完成了学校党政管理干部和师资队伍的新老交替,为上海体院90年代以后的振兴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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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5:31:20

转岗:喝过一碗垫底的酒

 

我1974年入学,2002年被调离学校,在母校学习、工作时间长达28年,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对母校、对师辈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记得刚入校时,由于自小没有受过较系统的体育训练,故没有专项基础可言,被分在田径班,因此缺乏长期从事体育工作的底气和信念。在金荣驹、赵哲人、王家纲等老师悉心指导和身教重于言教的熏陶下,使我们逐步体会到体育的社会价值,并倍感大学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班主任金荣驹老师深入班级,与我们一起出早操,参加军训,上篮、排、足等其他普修课时,他也主动甘当“助教”,与我们一起训练。他以自己坦诚豪爽和对体育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等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使我也加入了勤学苦练的队伍。于是,我与同是老三届的班上同学徐阿根(如今的体育特级教师)、陆德昌(如今的中学高级教师)又多了一个雅号:田径场上的“老骨头”。之后,我又通过进修,顺利取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和上海市自学考试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1977年我留校担任了学生辅导员,得到了马如棠、吴宗华、吴训懋、于崇兴等老领导的指导和帮助。“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教诲,至今还常在我耳畔响起。在老领导的传、帮、带和热情栽培下,1984年我成了全校最年轻的处级干部,1992年又走上了学校领导的岗位。自己还有幸被推选为党代表,代表学校参加了上海市第六、七、八届党代会。与此同时,母校还给了我参加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1993年上海首届东亚运动会的社会实践经历,以及1995年赴美进修的机会。

2000年,我在时任副院长虞重干教授的鼓励下,选择了现代体育与都市文明关系作为科研的研究方向,并撰写了《现代体育与都市文明——论体育在上海“两个文明”建设中地位与作用》一文,获得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专业委员会2001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并增强了自己理性思考工作的能力。

2002年10月,我转岗去市体育局工作。正如那句台词:“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我在母校所接受的培训和历练,使我较快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作为分管全市体育竞赛和体育产业工作的副局长,我在市领导的指导和市体育局领导班子的帮助和支持下,参与了网球大师杯、F1、汇丰高尔夫冠军赛、田径黄金大奖赛、NBA季前赛、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与世界游泳锦标赛的承办与申办工作。在工作实践中提出了“政府推动,市场运动,市区联动,社会多元化办赛”的工作思路和“一区一品”,打造城市“景观体育”的新理念。我还担任了2007年女足世界杯上海赛区组委会和2008年北京奥足赛上海赛区办公室执行副主任,为成功地对外展示中国和上海城市的良好形象,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亲自为我所撰写的《体育,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一书写序,这对我们长期从事体育工作的基层同志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也过了花甲之年,退出了现职的领导岗位,但仍兼任市体育总会与一些体育协会的职务,为上海体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和发展,推进体育社会化的进程,做些拾遗补缺、参谋和助手的工作。时而“客串”专家组,参与一些学校体育工作和重大科研课题的评审工作,其中更为欣慰的是偶有机会回母校,与经管学院赛事专业的师生们相互切磋与交流,畅谈近年来自己工作的实践与感悟。

校庆之际,谈论较多的会是历史,会是往事,但直接面对的却是未来。校庆更是一种新的思考、一份责任、一份期盼。欣闻母校在校领导的带领下,正在积极创建一流的体育大学,“为母校的振兴和发展,继续当好一名啦啦队员”,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些遍及国内外学子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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