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母校培养的好干部
——访上海市虹口区委原副书记吴宗华
梁 言
吴宗华读初中时在安徽芜湖市的一次区运动会上，脱颖而出，取得男子跳高第一名。这位五岁丧父的烈士之子，从此与体育结缘，于1957年考入上海体育学院。为了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他发奋读书，刻苦学习。因为表现出色成了学生干部，受到学校团委的表彰，登上了光荣榜。1959年，因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学校选拔一批优秀学生提前毕业，吴宗华步入了高校政工队伍的行列。
在院党组织的培养下，1965年，吴宗华参加第二届全运会办公室组织处的工作，在一年多的锻炼中得到了全面的提高。返校后，他又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风雨，见世面。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他更加坚定了党的领导信念，党性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文革”期间，他被派往手表厂所谓“战高温”，这一“战”就是六七年。他生活、工作在工人中间，兼做车间党的工作，受到了工人阶级思想的熏陶。粉碎“四人帮”后回校，被提拔为系党总支书记。1981年，又担任了院党委副书记，1984年4月开始主持党委工作。
这期间，正是拨乱反正，彻底肃清“四人帮”流毒的重要时期，“文革”期间大量的冤、假、错案和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摆在党委面前。吴宗华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学校党委集体领导，通过对院中层班子的调整充实，使全院中层干部队伍建设朝着“四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加强了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教工和学生的思想实际，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主讲党团课，受到教职工、学生和干部的好评，更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认可。
在整党中，吴宗华兼任办公室主任，结合整党，对全院教职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清查了学院在“文革”中发生的全部大事大案，同时坚持边整边改，使党内外群众普遍对整党的工作感到比较满意，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首肯。
在党组织建设工作中，不断地清除“左”的思想，积极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体院各级党组织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八十四岁的知名女教授丁景清入党，尤其是发展曾经被划为“右派”的刘汉明教授入党，在体育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在全国体育院校，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上体用实际行动表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吴宗华还按照党的政策，专门组织力量，全面复查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的旧案，还113人以清白，使受到打击迫害和错误对待的同志得以昭雪，焕发青春。他们把对党的感激化为工作的动力，把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努力工作，有的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有的同志还担任了领导工作。他还在生活上工作上关心知识分子，如学校有的教师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家属上班路程远，家中幼小的孩子无人照顾，吴宗华得知后，从组织上给予关心，派干部调查核实后，按政策将其家属调到体院，解决了教师的后顾之忧，工作更加出色。
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吴宗华还亲自处理。为了解决一位教授长期分居的问题，他特地到其浙江原籍联系，找政府有关部门协商。由于地处农村，连白天都有蚊虫叮咬，大概也是“欺生”，吴宗华被咬得奇痒难耐，回学校后，医生说，这是南方沙地的小黑毒蚊虫，叮咬后会皮肤溃疡，难治，幸亏看得及时。
吴宗华谈到，人本来就应当相互尊重，当“官”以后更应注意尊重人、关心人。我最反对看人、看风，对上一套，对下又是一套的人。他说：“当‘官’是暂时的，做人是一辈子的。当‘官’更要注意加强思想和品德修养。”工作中平等待人、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乐于助人。他在调离体院后，仍一如既往，每年过年都“回娘家”看望老干部、老领导。逢年过节，他都前往敬老院慰问离休干部于崇兴；看望老领导马步云、章鉅林等。一次，坐在轮椅上的老院长一定要留他吃饭。他关心身处逆境的下属和有困难的群众，对需要帮助的不幸者，他还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他还获得“人道救助，爱心关怀”荣誉证书。
吴宗华认为，群众的事，在全局看，从领导角度看都是小事，但是，对当事人来说，是大事，是涉及一家甚至多家的大事，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接到群众信访，他不是一批了事，还加强督办，直到落实才放心。董承良教授在“文革”受到迫害，他们一家被从他夫人所在的复旦大学最好的“小红楼”扫地出门，电话也没有了。文革后，董先生找到吴宗华反映情况，吴代表体院组织多次同复旦相关部门联系，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复旦大学“一视同仁”，一批有类似情况的知识分子的待遇也得到了改善。
体育学院有一位1934年参加革命、1940年当处长的老红军王成德，是从国家体委下放来的，而独生子在国家公安部工作，老人感到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吴宗华得知后，积极向国家体委反映，反复商量，最后调回北京，爱人安排在北京体育学院工作。他还帮助一些老干部解决了类似的困难，使老同志安度晚年。
多年来，吴宗华无论居于哪个领导层次，都以良好的风范赢得了极佳的口碑。即使现在，不管是在体院、手表厂，还是虹口区，群众有困难还找吴宗华，合理的，他总是全力相助。他认为，群众的事，在全局看，从领导角度看都是小事，但是，对当事人来说，是大事，是涉及一家甚至多家的大事，不能掉以轻心。他说：“群众是碰到了困难才找你，也是信任你，相信你能够帮助他。所以我们应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帮他们一把。”
他说，我最看不起一当“官”脸就变的人，眼睛长到头顶上，看不起人。在校期间，他看到人总是先打招呼，不像现在有的人一当领导，见人就转过脸或是低着头。原食堂的“朱班长”一直把当吴宗华当成好朋友，“有什么事都找老吴谈谈”。直到从公职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提到他，人们仍然称赞不已。群众说：“吴书记虽然退下来了，但在我们心目中，他仍然是我们的书记，我们还是敬重他。”问他是怎么想的，他说：“干部是公仆，本质就是服务。否则，共产党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他说，我一直牢记党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己的言行，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涉及到党的形象，但我做得还不够。
但是，也有的人怕办不成事或者另有所图，悄悄地送红包什么的，对此，吴宗华丝毫不给情面。有一次，一位家长为孩子上学的问题找到吴宗华，谈话间递上一个信封，吴宗华以为是相关材料，可打开一看是人民币，他随即退还，并给以严肃的批评。
在1986年的“学潮”中，体院部分学生受到错误思想的蛊惑，在其他学校学生的“游说”下，也蠢蠢欲动，还有人打起横幅，欲走出校门，吴宗华闻讯后，立即赶往恒仁路200号（学生生活区）门口，背对马路，面对学生，横伸双臂，不让学生出门，和学生进行对话，观点鲜明地表示：“反对贴大字报，反对上街游行”，并摆事实，讲道理，劝阻学生上街；同时，采取有力的措施稳住了学校的局面。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一次，市里来电话，说体院有学生在铁路上闹事，吴宗华得知后，立即组织干部前往劝说学生回校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