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拳 王 周 士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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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5:18:23

南 拳 王 周 士 彬

严成人

周士彬(1923.2-2007.4),江苏宜兴人,教授。1949年7月至1951年7月在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半工半读,1951.7-1952.7,在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1952.7-1955.7,在华东体育学院任教,1955年7月后在上海体育学院任教。曾任重竞技教研室主任、武术系主任、体育系副主任、运动系副主任等职;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分会会员,第五、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委员,1956-1966年任上海市拳击、摔跤协会副主席,1959年任中国摔跤协会委员、裁判工作组委会召集人,1985年任中国柔道协会科研委员会主任,1987年任中国柔道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拳击协会副主席。

   

 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曾出现一个体坛传奇人物,这就是现任上海体院运动系副主任周士彬教授。他不仅精于拳道,有“拳王”之称,在柔道和摔跤运动上也很有造诣,是新中国柔道运动的开拓者之一。

说起周士彬学柔道,还有一段故事哩。

一九三九年日寇铁蹄下的上海粮食匮乏,市民们挣扎在饥饿线上。人们不得不冒着危险来到市郊向农民换粮 。一次,周士彬跟随一群饥民从七宝换米回来,途中被鬼子的岗哨发现了。那个哨兵吼着“八格”,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一把将周士彬摔倒在地。矮小而倔强的周士彬马上站起来,怒视对方。他接连被那个哨兵摔倒五次,每一次都在他心上烙下一个血印。怀着雪耻心和为民族争光之愿,他开始学柔道、摔跤和拳击。在训练中他非常能吃苦,加上又有一些摔跤功底,所以技术进步很快。一些身体魁梧的对手,渐渐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后来,连教练也有点招架不住了。“如果再碰上为非作歹、欺压我们中国人的鬼子,我就要他尝尝我的铁拳。”他暗下决心。挟技雪耻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周士彬出门坐车,恰恰碰上一个日本人在电车上侮辱中国人。周士彬拨开众乘客,走上前去警告那个家伙老实点。那个家伙不知好歹,不三不四骂开了。周士彬怒不可遏,给了他一记耳光。乘客们又高兴又担心,这不是老虎头上拍苍蝇么?那家伙疯狗似的扑了过来。周士彬趁势来了个“后撤步”,并顺势一击,将那家伙打倒在地,并赏了他一顿老拳,车道外滩,乘客纷纷下车。有人拉拉周士彬的衣服,催促他一起下车。周士彬很快走人人流中……

抗战胜利后,上海西侨青年会(现上海市体委大楼)举行了一次柔道比赛,其中周士彬对马森太范的一场较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马森太范是上海柔道馆馆长。借用一句行话,这是一场“无差别级”比赛。结果,周士彬大胜。后来周士彬回忆这场比赛时说:“胜了,我当然很高兴。但那次更大的收获,是使我认识到,中国人在柔道上也是行的。”

周士彬继战胜马森太范之后,又在七国拳击比赛上打败白俄“大力士”巴利柯夫,被人们称为“拳王”,英名不胫而走。精武会聘请他为体育干事,可以不交会费而享受会员待遇。这也是一种荣誉。他成了精武会和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的“台柱”,既有比赛的任务,又有教练的使命。

当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学拳击、练摔跤、习柔道的人并不少,但大多为消遣,尤其是那些公子哥们,以花拳绣腿为时髦。周士彬立志改变这种情况。他再精武会开办拳击、柔道、摔跤等专项训练班,两个月一期,每期二十余人,青年工人和大中学生踊跃参加。每当晨曦初露和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向精武会,练功习武,切磋技艺。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O年期间,共办了二十多期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骨干。曾任香港柔道协会主席的管福祥,美国洛杉矶市的柔道冠军周泰炜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周士彬等的积极倡导下,解放初期,上海青年中出现了一股“柔道热”,成立了“柔道团”,人数之多,蔚为壮观。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周士彬和许多老体育工作者一样,收到了党和国家的器重。一九五O年,他参加了全国体育工作者暑假学习班,听了有关领导同志的讲话,学习了新中国的体育工作方针。在旧中国无法理解的问题,如今找到了答案;在旧中国难以实现的愿望,如今看到了前景。他由衷地欢呼:“祖国体育的春天来了!”

一九五二年,上海体育学院成立。周士彬在那里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翌年,他开设柔道介绍课,在全国体院中,他是最早讲授柔道的。一九五九年,上海体院将柔道列为普修课,开始招收摔跤、柔道专业的学生。

武术水上运动系(简称武水系),是上海体院的小系,有些学生是别的系挑剩下来的。教师和血色素都有点不服气:“我们真的不行吗?”作为系主任的周士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不服气”,可以变成“志气”。他带领全体教师,开始了艰难的历程。他常说:“先天不足后天补,后天的工作靠大家。”“奇迹”出现了,人才像春笋似地冒了出来。

有个学生到武水系后,觉得“低人一等”,自暴自弃,落落寡合,学习松懈,生活散漫。后来成了全国摔跤冠军。

有个学生被足球专业刷下来,口齿也不大清楚,但素质还不错。经过训练,三次蝉联全国摔跤冠军。

还有个学生,学过田径和水上项目,“做梦也没有想到学摔跤”,硬是从前滚翻练起,成了体院的摔跤专项教师和国家级裁判。

据一个粗略的统计,“武水系”在“没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中,培养了三名全国冠军,七名运动健将,还有国家级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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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周士彬是怎样培养教育学生的呢?

教,首先是教人。周士彬说:“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什么都干不好。但教育不能光讲些抽象的道理。”周士彬在旧中国的坎坷遭遇,就是一部很生动的教材。学生常在听他讲故事中,受到教育和感染。

有几位学生曾“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周老师小时候很苦,跟着哥哥做泥水小工。一次在万国体育总会(现人民公园)看比赛,因为衣衫破旧,被怀疑是“小瘪三”(扒手)。他想学拳击,又交不起会费,就给人家当“活靶子”打。后来好不容易参加了精武会,每天早晨从家里跑步到精武会训练。机会得来不易,训练更加刻苦。每次练下来,体重下降两三公斤,再赶到永安公司(现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上班,下班后再去练。

还有一个周士彬参加运动会的故事。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发的政府为了粉饰太平,在上海召开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周士彬老师担任了上海市拳击代表队队长。当时有个“领队”,既不到队,更不“领”,实际有周士彬负责。上面给每个运动员发了一套衣服和最低生活费,其余就什么也不管了。比赛时,场上乌七八糟,场外无奇不有。有个香港选手企图收买周士彬“手下留情”,结果自讨没趣,弃权而逃。周老师虽然夺得了冠军,但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体力消耗过大而昏倒在更衣室里。若不是队友帮助,就出不了医院。这就是旧中国冠军的“待遇”!

周士彬不仅重言教,更重身教。他已进入花甲之年,每周六个半天的柔道训练课照上不误,雷打不动。早晨出操,他总是提前一二十分钟等着操场上。上训练课,他提前到场,打扫卫生,准备器材,布置场地。下课,他最后一个离开。

最使学生动情的,是他“喂拌子”。一次,我去看课,那堂课重点练“里投”。他简明扼要地讲了动作结构、要领和作用后,让一个身材魁梧的学生和他配对做示范。他边讲边做,用“慢镜头”轻轻地将那个学生“投”了出去。接着,他让学生“投”他。只见那个学生来势凶猛,一下子揪住他的服装,倏地躬下身,抱住了他的整个身体,使劲上提,往侧后便摔。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嘿”的一声,周老师腾空而起,越过学生的上体,“啪”的一下,重重地“投”在垫子上。一些旁观的学生吐了吐舌头。周士彬一个滚翻站了起来,神态自若,说:“投得好!不过,还要重一点。”有鼓励道:“大家看见了吧,这个动作和重要,是基本功,也不怎么难,用不着怕,关键是着地时注意缓冲,做好自我保护。”接着,学生们一对一地练了起来,兴致很高。他边看边纠正动作,有时还“客串”一下。

教研室的同志告诉我,他带过的学生,个个都摔过他。他善于用行动消除学生的顾虑,鼓励他们树立信心。不少学生说:“和周老师一起练,胆子就大了。”“周老师那么大年纪,手把手教我们,我们小年青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有个学生曾直率地告诉我:“周老师对我们特别严,什么都管;有时我们甚至觉得有点过分。”的确,学习,训练,他要抓;发型、服装,他也要管;思想品德被列为“头等大事”。

集体主义精神,是周士彬的经常话题。他说,柔道、摔跤和其他项目一样,冠军总是少数,大量的是无名英雄,但无名有功。我们要争取拿冠军,又要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他的学生中就要不少甘当配角的人。有位上海学生,每次训练都要让同学摔一百多次。

集体主义精神之花结出了硕果。体院摔跤、柔道队被评为院先进集体,不少队员是“三好”学生和模范团员。

周士彬教授还是一名国内很有声望的裁判。他多次担任全国比赛的总裁判长。他不仅执法严明,判罚公正,还很注意在场上对运动员进行文明礼貌教育。有的运动员失败后不行礼便匆匆退场,这时,周士彬总要把他叫回来,让其行礼后再退场。周士彬说:好赛风是要逐步培养的。

周士彬教授是上海政协委员,在体坛又身兼数职,社会工作多,但他始终坚持不脱离教学课科学研究。近几年,他撰写了不少论文,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和《体育词典》的编写。他说:“我搞了四十多年的摔跤和柔道,感情太深。尤其是这几年,精神特别振奋,总想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摔跤和柔道事业多做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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