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市长关心他的入党
——记徐汝康教授
徐本力
徐汝康（1907-1988）浙江宁波人。长期从事体育教育和体育行政工作。为上海体育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知名的体育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徐汝康教授从1953上海体育学院前生华东体育学院成立开始长达35年的
时间里,一直在上海体育学院工作, 是上海体育学院最老的一批元老中的一员。他的一生一直在为他所钟爱的体育教育事业做出奉献, 是全国知名的体育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徐汝康教授于1933年毕业于前中央大学体育系, 这之前曾在宁波青年会负
责青年体育工作。1938年与金兆钧、吴邦伟、董承良等全国体育界知名人士一起被湖南蓝田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聘为副教授。1944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国立中央大学迁校重庆市，徐汝康随同前往重庆市，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任教体育，并被聘为副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并成
立中央大学体育系，徐汝康教授从1946年直至1949年解放为止，一直在中央
大学体育系任教公共体育课和体育专业课，并被聘为副教授。1949年后前中央大学在解放后先后改名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徐汝康一直到在该校体育系任教公共体育课和体育系体育专业教学，并被聘为副教授。1953年, 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徐汝康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体育学院任教，先后任华东体育学院和改名后的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教授。并兼任学校各种行政领导职务,先后担任学校教务长以及田径系、体育系、基础部和体育理论教研室主任等职。
徐汝康教授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先后任第3届和第4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体育学院民盟支部主委。还先后任上海市篮球协会主席，上海市田径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市分会常委，国家级田径裁判。
高超的专业教学训练能力和学术造诣
徐汝康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高等体育教育工作，在前中央大学体育系就读期间，就表现出较全面的体育专业能力和体育运动水平，尤其在篮球、田径等项目上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南京市的田径等项目的比赛, 并取得较好的运动成绩。南京解放初期，徐汝康教授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的聘请，临时担任第二野战军男子篮球队教练，他率队到上海进行巡回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的高度评价，为此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曾多次派专人来南京做他的工作，聘请他赴重庆任第二野战军男子篮球队专职教练。
徐汝康教授对“田径裁判法”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在我国田径界有较高的威望。早在1943年就由“体育与健康教育研究社”出版了他编著的《田径赛及全能运动裁判法》，以后又编著了《田径运动裁判法》一书。
徐汝康教授具有严谨的教学作风，高超的教学能力和一丝不苟的教学精神，受到学生们的一致好评。他被第一批评为上海体育学院三级教授，即使在担任各种繁重的行政工作后，他仍然坚持在教学的第一线。
长期以来，他担任过普通高等院校公共体育课教学和体育专业院校的《田径运动》、《篮球运动》等专项技术课教学以及《田径裁判法》、《体育教学法》等体育专业理论课教学，受到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和欢迎。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已成为体育界的精英人才。他在台湾的前中央大学体育系学生，在两岸关系好转后，专程来上海看望他。徐汝康教授去逝后，其儿子徐本力教授多次赴台访问时，这些学生每次都专程前来看望，纷纷回忆和表达他们对徐汝康教授的尊重和怀念。
徐汝康教授是上海体育学院第一批被授予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的教授，在上海体育学院首批招收和培养了2位硕士研究生。
热爱学校，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徐汝康教授是我院建校的开拓元老，成立上海体育学院时，他作为教务长直接负责我院江湾新校区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工作，为上海体育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徐汝康教授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因而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普遍好评和尊重。他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深入到教学训练第一线，检查和指导教师的教学训练工作。他所担任的教务长和田径系、体育系、基础部、体育理论教研室主任等教学行政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成绩显著，在全国各个体育院校中也都得到公认。
徐汝康教授长期以来一直热心于学校的体育教育改革，前苏联专家来校后，他与苏联专家密切配合，将苏联高等体育专业院校的教学管理理念，应用到学校的教学管理体系中。60年代初，作为教务长，他结合上海体育学院和体育专业院校的特点，积极贯彻当时教育部制定的“全国高等教育60条”，并根据高教60条的精神，制定了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方案，为我校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学管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徐汝康教授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爱校精神是受到广大教职员工的一致好评,即使在他晚年时，仍然关心着学校的发展和建设。当他看到老教学楼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时，很生气地说：“这个教学大楼是我当时搞起来的，几十年过去了怎么没有一点变化，光这一栋教学楼怎么能满足全校教学的需要？！……。” 在参加学校召开的老教师座谈会时，他主动发表自己对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在他八十高龄时，子女们为減轻在学校工作的小儿子的负担，曾计划将他安排在常州的大儿子处养老，但他最后拒绝了这一安排，他动情地对子女说：“上海体院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亲手参与建设起来的，那里有我的同事、领导和关心我的教职员工，我对上海体育学院有着不可割舍的感情，你们要理解我对学校的感情，我就是死也要死在上海体育学院！……” 。最后子女们尊重了他的愿望，将他与老夫人一起,仍留在上海体院由其小儿子照顾。1988年当他83岁高龄时，他终于如愿地在他为之奋斗35年的上海体育学院走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