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办事，精打细算
——原财务科长张文传口述
1952年9月筹办华东体育学院，华东文委打电话叫我到圣约翰大学，参加筹建华东体育学院。由于是华东文委叫我，所以白天在体育学院工作，晚上在教育局办交接工作。
学院初建，国家的方针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情。我们这个学校，在上海市是排小弟弟的。上海市总是复旦，交大，同济在前面。所以我们排不上号。经费很少。基建经费也很少。后来国家体委管了，基建这一块就好了。但是从经费来讲，一直是很紧张。当时我们学校的经费，50%是人头经费，就是教职员工的工资，学生的饭费。家庭困难的学生还有补助费，一块、两块、三块，每个月。所以主要的经费都是在人头费上，占50%-55%。因此学校办学，从思想上来讲还是很明确的，为教学服务，当时还不大提科研，其他经费很少。所以我们勤俭节约，经费主要是保证教学。当时的经费怎么安排预算，都是各个教研组，找各个教授，来计划需要什么。在行政上来讲，行政办公的用品都是旧的，即使买了新的，都是给教授，给教学。我们财务来讲起来，为教育服务，我举个例子。一个是函授，我们主要在扬州。那个时候国家规定是出差不能坐软座。只能坐硬座，没有洗澡费，那个时候我去过两次。夏天上课，出汗特别多，没有淋浴设备，招待所里面也没有淋浴设备。然后我就打报告，我说可以给授课的老师，报销一些洗澡费。还有他们回来。那个时候火车很紧张，买不到票。他们回来火车票老是买不到。他们也告诉我，他们买票买不到。有的第二天有课，有的家里有事情。但是买软座，软席座位是很好买的。那时候我就打报告说：“这种情况由领队来证明。可以报销。”所以，这个制度在我们财务来讲叫“合法合理合情”。这个制度是死的，但是你要根据实际情况，还是应该矫正调整的。
当时建校时在圣约翰这个大学里，里面还有政法学院房子不能扩建，我们要发展，学校要征个地方，办体育学院。当时征地看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是1956年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当时上海市的行政干部学校要不办了。那么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周围征地建校，那时我们造了教学大楼，田径馆，体操房，球类房。我们很艰苦，勤俭办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很扎实。譬如造宿舍，我们后勤的人都住下面，上面二楼三楼都是给教师。那个时候我们的教学很认真。从我们财务科来讲，首先是保证教学需要，然后再行政。那个时候行政上用很少的钱。财务工作，为师生服务，当时发工资，发到每个人，最早是半个月发一次，这里以后变成一个月发一次。当时就是勤俭办一切事情，少花钱，多办事，事办好。后勤也是为师生职工服务，勤口，勤责，勤手，要自己动手。我们每个人都是充分发挥他的能量。
我们的教学大楼是1956年来之后造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学校没有啦、那么这个房子给上海市体委。回来的时候都是没有一块好的玻璃，“满目凄凉”。那个时候，我们归国家体委管。所以我打报告，我们是百废待兴。需要很多，很多。我们归国家体委管的时候，每年的经费，基本上做到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收支平衡。经费的管理呀，最早的时候，财务供应多少现金，都要报的。人民银行可随时来查财务现金，现金统一管理。所以那时财务工作很复杂，很困难。三年自然灾害之后，那么中央是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那个时候我们经费，基建一块，事业经费一块，总的还是量入未出，量力而行，节约而为。国家体委对我们上海体育学院还比较信得过。当时其他人的预算上报去都是写高高的，准备被砍掉一半。而我们交上去的预算，基本上不打什么折扣的。因为我们工作做得很细。
现在我们学校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鸟枪换大炮”了，建设的越来越好。六十年的发展，我是陪着上海体育学院成长起来的。我工作三十九年，三十八年在体育学院。也是有感情的呀。所以最后还是希望上海体育学院越建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