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理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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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4:47:52

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理论素养

——院党委宣传部原部长茅鹤清口述

1952年我校成立,这是为了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学校数量少。所以从那时起,单科性的独立的学校在全国成立了不少,而我们上海体育学院是成立最早的体育院校。另外,由于我院老教授比较多,地处华东区,吴蕴瑞院长的知名度高,所以我院在全国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六十年过得飞快,放佛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这六十年对我校来讲是相当重要的历史,无论是学校建设,还是教职工队伍的发展,或是学生的培养都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变革。我在这里要讲讲我院成立以后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国如何建设体育院校?当时学校刚成立的时候体育专业学科是五个班,这五个班100多个学生,就这么建设起来了。

我院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有一个问题在纠结:体院到底是培养体育教师,还是培养体育教练员?1957年是争论最多的时候,有的人说要培养体育教师,有的人说要培养体育教练员,甚至还有的人说要培养体育运动员。但是说过来说过去,对于体育学院来说,体院的开办是以体育这门专业学科来界定的,离不开体育这一单学科的范畴。所以刚开始,我院分别设立了田径系、体操系、武术摔跤系和教练系。后来觉得这样不妥,于是在1953年又改成了运动系和体育系,运动系主要培养体育教练员,体育系培养体育教师。但是后来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当时五校合并(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半工半读师范学院、武术学校),也就没有这样的系别之分了。1978年恢复学校时,我们又像最开始那样,分为田游系(田径和游泳)、体武系(体操和武术)和教练系。1980年又改成了运动系和体育系。1982年又依照体育项目来划分系别,如体操系、田径系、武术系等。

如此反反复复,改来改去,其实这完全是受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学生毕业后可以统一分配。但是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情况完全变了,学生毕业后不再是统一分配,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学院的学科建设。20世纪80年代不止我们学校是体育专门学校,华东师范大学有体育系,上海师范大学也有体育系,甚至工科大学、财经大学下面也都设有体育系,我们学校学生的就业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于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解决我们学生的就业问题呢?慢慢地我们的思路就打开了,最先搞起来的是运动康复,沈步乙、王人卫、陈国峰等几名老师提及“尽管是以田径体操等项目来分系,但我们还是要把运动康复搞起来,学生学了以后就能多一些就业的门路。”随后体育新闻、体育管理也陆陆续续办起来了。当时设立这些专业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到最后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的二级学院分别是:体育教育训练、体育人文、运动科学、经济管理、武术学院、体育休闲,下面还有文化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这六十年,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解决了体育学院到底该如何办的问题,系别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这样的几个反复下来,我们的思路拓宽了,办学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从学校的实际出发,解决了我们体育院校到底该如何办学、培养的学生到底该朝哪几方面发展。如今,这个思想已经明朗了,那就是“以体育学科为主干,以体育本科教学为基础”的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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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4:48:10

我下面还要谈一谈,我认为办学最重要的几个问题。

首先,要处理好全面发展和因人施教的关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所以作为体育院校,我们要注重精神文明,德智体全面发展。在过去我们非常重视思想教育和品德培养,我当时毕业后分配到体院来当政治较师,这里党委人数少,我就是那八分之一,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依靠共青团员,当时共青团的组长在学校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在青年中发挥的作用很大。当时我们政治教师要兼辅导员、班主任或指导员,所以我和同学的关系也是很好的,跟青年学生在一起,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教育。后来我到了黑龙江三年,回来后我带了一批工农兵学员,现在的院长章建成就是当时我们党支部的委员。所以,在培养学生方面,我们要紧紧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条线。当然光是政治教育还是不行的,也要因人施教。开奥运会的时候,那么多大项和小项,我们体育生不可能样样都会,这就要求培养学生在某些方面能够突出特长。作为大学生在经过九年义务教育和三年高中教育后,在大学里还需要长身体长知识,所以我们不仅要培养他们的思想品德,还要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本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尽责。50年代,我们学生的专业素养还是很高的,在上海高校一些篮球比赛,我们男子篮球队和女子篮球队都拿过冠军。1958年上海运动会,我校总分拿下1033分,本地冠军。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们是7金3银15铜。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所有的体育生中,我们学生的基础知识是比较扎实的。当时到中学去教学实习,各中学反应良好。

其次,要营造一种坦诚相待的氛围。学校里面也有很多复杂的关系,像师生关系、教师职工之间的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等。其中领导与群众关系的处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建院这么久了,但我依然很留恋建院初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融洽的关系。有这样的几个小故事:当时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范鸿恩,他的脸比较黑,牙齿比较白,有的同学传言他的脸是在解放战争时候被炮弹熏黑的,我们就跑去问他,他说“这不是胡扯嘛,这炮弹怎能熏黑呢,我本来就是这样的”。1953年开第四届田径运动会时,老范就撑竿跳,直接跳(到台上)上去了。那时候在女生宿舍旁边有个篮球场,一到下班时间,打篮球的人多了,老范也是重要的一份子,另外还有一个“老木匠”和一个“小铜匠”,这老木匠叫徐国勇,是磨工,这小铜匠叫朱永兴,是学校汽车队的,之前是一个电工。他们凑在一起打篮球,足以看出那时候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多么亲切。

我当辅导员那会儿经常到学生宿舍串门,一进门儿,学生就喊“茅老师,来,打桥牌!”这桥牌一打起来要打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我们就喊他一起去公共俱乐部。我们教职工在一起都爱玩“抗窝子”,一块四方地,中间是一个洞,谁把球打进去谁就赢了。平时娱乐活动少,大家还是一边工作,一边教学训练,还一边找乐子。我开始被分配做政治教师,我们一组的哼兵哈将没几个人,当时一边学习,一边絮叨,晚上备课要到很晚,第二天还照样上去讲课。后来教中国革命史的女同志为了照应夫妻关系调回到了西安交通大学,让我接手教这门课。开始我们这几个人叫“政治课教育小组”,后来叫“马列教研组”,再后来人多了,发展成了“马列教研室”。我们的这种关系和氛围,有利于消除等级隔阂,大家齐心协力把学校办好,把学生培养成才。我出来工作五六年,上级说“老茅,你当讲师了”,于是我就成了讲师,工资也从五十五块五涨到了九十四块五,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去了。现在,谁升教授,谁升副教授,这就让教研室关系搞得不那么融洽了,有些紧张了。职称自然要评,但不能相互倾轧。

第三,坚持艰苦创业、敬业办学的品格。体育学院刚成立的时候条件很差的,在圣约翰大学一个叫“树人堂”的楼里,一楼教室办公室,二楼办公室,三楼员工宿舍,很小的一个健身房。场地不够,怎么办?只能用竹条搞一个简简单单的草棚棚。搬到这里来之后,发动学生一起劳动,把坑坑洼洼填平,杂草除掉,篮球场、排球房、体操房、田径场陆续建起来。1953年办起来的二部条件也很简陋,也是一块小场地,连跑道都没有。所以我们学校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建设起来的,发展到今天硬件、软件建设得还是数一数二的。但是现在经费充足了,条件优越了,我们更应该注意发扬艰苦创业的传统。现在老百姓有句顺口溜:“吃要讲营养,穿要讲时尚,住要讲宽敞,行要讲快捷”。*曾经讲老百姓“能挣为花”,为了拉动内需,放着不用也不行。但是花也要有个花法,像我买的衣服贵了,五年十年地穿,但我那个小外孙女就不肯干,总要时尚的。我们学校也是这样的,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跟上海市政府签订协议要大力绿化,这样一来,我们学校的资金就多了。钱少的时候节约,多了也不能浪费,特别是现在,有一种攀比心理,就比如说校庆。我不知道咱学校准备怎么办,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大办特办,还是搞点实际内容。以体育学科为主干地办学,为学生成才,为学生就业着想,搞好了才能叫好。“体育大学”不是光用来叫的,要扎扎实实创出点东西,才是实际的。

我在1984年任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1992年退休,本来我是1989年退休,但由于“六四”学潮,中央通知“有些同志到了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迟退休”,所以学校将我的延长了三年。在做宣传部工作时,我们一直强调,要抓紧自身的学习,如果自己不学习,稀里糊涂的,对人、对事的分析判断模糊不清,那么就会导致工作做不好。另外,我认为,思想教育离不开理论教育,培养辅导员,让他们不仅会做思想工作,还要提高理论素养,让他们去上思想道德课。同时我们也采取措施,让这些政治教师能够成为讲师。现在信息多样化,学生的资源丰富多样,老师要多了解学生的世界,去适应明白学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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