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党的传统 续谱发展宏图
——原院党委书记马如棠教授口述
我是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1950年进入南京大学体育系，1952年随着南京大学体育系并到这里来，1953年8月毕业，并留校任教，1954年8月考入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田径研究班深造，1957年1月毕业后回上海体育学院工作。先后任上海体育学院研究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1988年晋升教授。
当时（1952年）我的大学之所以是三年制的大学，是因为当时国家急需各种专业人才，不仅仅是体育、师范，还有工科、理工科等都是提前一年毕业，从1952年开始（包括1952年）大学本科所有专业都由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当时我们班的学生很少，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班，历届体育生总数就很少。南京大学（原来的中央大学）体育系包括专修科总共才培养了200多人。我之前的两届连续每年都只有五个人毕业，我们这一届招生人数算是多的，总共招了23人，由于种种原因，仅有14人毕业。包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并过来后，我们一个班毕业的也只有15个人。
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系刚刚合并时，包括两个本科和一个专科在内，体育系一共三四十人，全院学生仅88人，教师25人。尽管教师数量不多，但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这25名教师中有7名教授、8名副教授、4名讲师、6名助教。其中教授和副教授中欧美留学的有6位，张汇兰和刘天锡取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其余的取得了硕士学位。另外，7名教授中，吴蕴瑞是全国一级教授，当时全国体育界仅仅有三名一级教授（另外两名分别是清华大学的马约翰，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袁敦礼），我院有三位二级教授，分别是张汇兰、金兆钧、吴邦伟，而当时全国仅有四名体育界二级教授（另外一个是刘长春的教练宋君复）。这样的师资队伍，当时在南方可算是首屈一指的。
我校建设发展中的党建工作也经历了一番曲折，才逐渐成熟，老一辈党的工作者可谓功不可没。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从教育事业来讲，是党领导的事业，从学校来说，也是由党领导的。所以建院初期我院也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着，第一个派进来的领导是张超，他于1952年9月由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部派遣来，并任命为院政治辅导处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党办主任），党内职务为支部书记。同年12月16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部向国务院建议，让范鸿恩来担任我院党的领导人，兼副院长，那时候他在安徽某一党政管理学校工作，来我院时37岁，一直到1984年才退居二线，1985年正式离休，他在我院工作了一辈子，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体育教育事业。
1972年至1978年，“四人帮”横行时期，张春桥建议上海市高教局合并师范类院校，得到中央批准后。上海体育学院被撤销，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半工半读师范学院、武术学校合并成上海师范大学，校总部设在中山北一路（即华东师范大学所在地），分部设在徐汇区桂林路（即上海师范大学所在地）。我院并过去之后，整体大部分搬到了分部，也有一少部分教师到了总部。范鸿恩被调到了上海音乐学院任党委书记，1978年恢复体育学院时，范鸿恩才调回来，任院党委书记。
在我院从撤销到恢复的这7年时间里，有大量的教师和图书流失。因为过去人们不能在非户籍所在地逗留过久，没有户口就分不到粮食，没有粮食也就无法生活。因此我院在撤销时，有一部分教师回到了老家，与家人团聚；我院在恢复时，又有一部分教师选择留在华东师范大学任职。然而相对于教师而言，我院图书的流失更为严重。1952年三校合并时，有从南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搬来的图书。另外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的前身是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和上海私立体育专科学校合并而成的，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体育人才，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我院被撤销后，将大量的图书搬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恢复学校后也没有全数搬回。
1952年我院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张超。到1953年1月份，党支部经上级批准改为党总支，范鸿恩担任党总支书记，张超为党总支副书记。1954年三月份，上级党委派李俊经来我院担任党总支副书记，也就是说我院这时候有两名党总支副书记。但没过几个月，张超调离我院，到上海高教局任职。1956年2月份，高教部通知：经过国务院批准，华东体育学院正式改名为上海体育学院，当时全国六所体育学院都按照所在城市命名（六个行政大区，六所体育学院：中央体育学院改为北京体育学院，东部体育学院改为沈阳体育学院，西北体育学院改为西安体育学院，中南体育学院改为武汉体育学院，西南体育学院改为成都体育学院，华东体育学院改为上海体育学院）。1958年，经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部批准建立院党委员会。
随着党建工作的落实，我院党员人数也逐年增加。截止到1952年底，全院共有党员11人，占全院教职工总数的12.5% ，1959年底达123人，占全院教职工总数的28.7% ，1965年底党员人数为141人，占全院教职工总数的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