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
在西南避难七八年之久的学者们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纷纷北归。在李庄的研究所、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单位为了感念这里的山山水水的庇护之恩，特立碑纪念。碑头上刻有“山高水长”，取自范仲淹的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今天我们不尽要问先生何在？
随着抗战的结束，国共两党的矛盾凸显出来，学者也明里暗里跟着站队。到48年国民党一败涂地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任何人都来不及思考过多，多数还是选择留下，跟随国民党去台湾也有些，去香港或者海外的也有。胡适言“留下来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钱穆言“毛之矛盾论，就是不断折腾。”就后来的生存状况而言不得不佩服两位先贤洞察人、未来的眼光和学识。
一个个惨死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学者不详述，当然有些无耻之辈死有余辜。仅述一例见证新政权对待学者、知识之态度:解放后留在大陆的社会学家陶孟和，被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可为春风得意，但是新政权轻文科，慢慢发现是一空职，无甚用处，社会学研究所也被无情的取缔，更令世人无法接受的是，国共两党忙于内战均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就是说陶孟和和他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研究出的科学报告成了废纸一堆，高达1000亿美元的赔款就这样随风而去。更不可思议的是，2004年北京一捡垃圾的老汉得一堆废纸，经社科院鉴定正是陶孟和那科学报告，而对这堆废纸我们的社科院，我们的政府无一人理会！！！
我们为什么建国几十年来少伟大科学家，少伟大作家，少伟大人文史学等学科之大家，如此对待学者，学术成果之态度，怎么会有？荒谬至极！
抗战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居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新政权数次邀其北上，陈均拒之，迫于他的国际声望，历次政治运动并未对他造成多大伤害。但是文革开始后处于癫狂状态的人对陈寅恪进行迫害，儿女被发配改造，夫人也遭红卫兵拳脚殴打，躺在床上的陈寅恪目盲膑足，每每流下凄凉之泪。终离开了世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陈寅恪一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