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应用文写作已有3 500余年的历史，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商周时期的钟鼎铭文，《周易》中的卦辞、爻辞等，都可以看作是应用文的原始形态。所以，如果说，*是中国文学的“祖先”，那么甲骨文则是应用文的“祖先”了。
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发现，其多数是生活、生产中某些事项的记载，主要内容是占卜记录(占卜的时间、原因、应验之类)，这可以算是我国最早的实用文。《尚书·序》中说：“古者伏栖氏之王天下也，即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书契”即文字，“文籍”就是指“实用文”。由此可见，实用文是随着文字产生而产生的，实用文的诞生结束了人类结绳记事的历史。《尚书》历来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散文总集，但同时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应用文专集。书中记载了虞、夏、商、周四个朝代属于应用文体例的祝辞、誓词、诰言、法令等文书，还有反映各诸侯国之间关系的盟约文书等。可以说，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应用文写作。
秦汉时期，公文文体分类和公文格式已基本形成，皇帝制作的公文“命曰制,令曰诏”，有了上行文和下行文的区别，臣下向皇上的文书有：章、表、奏，议，其作用是“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皇上向臣的“圣旨”有：制、诏、策、戒。秦始皇时期对公文格式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上行文开头用“臣××言”，结尾用“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遇有“皇帝”字样时，另起一行，顶格书写，称之为“抬头”。这些有明显等级观念的公文格式，被后来历代王朝沿用。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无论从写作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都有明显的发展进步，主要代表人物首推曹操、曹丕父子。曹操亲自动手写过不少公文，代表作有《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等。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章分为4类8种：“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诛尚实，诗赋欲丽。”这4类8种，多属应用文体。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把文章分为33类，其中属于应用文的就有2l类之多。萧统编的《昭明文选》，选文37类，其中属于应用文的有二十多类。这些都对应用文写作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后人研究文体的的重要理论依据。
唐宋以后，文学创作日趋发展，不少文人致力于诗、词、曲、小说的创作，但应用文写作仍处在“政事之先务”的主导地位上。著名的唐宋八大散文家就有不少可称为“应用文”的闻名作品。
明清时期，文体分类日趋详细、繁杂。清代学者刘熙载正式提出“应用文”这一 名称。他在《艺概·文概》中说：辞命体，推知即可为一切应用文字。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
纵观古代应用文写作，佳作如林。如西汉时期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三国时期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西晋时期李密的《陈情表》，张载的《剑阁铭》；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刘禹锡的《陋室铭》，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宋代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明代宗臣的《报刘一丈书》；清代林觉民的《与妻书》等，都是古代应用文写作中的奇花异葩，至今仍煜煜生辉。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也推动了应用文新的发展。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宣布废止几千年的体制，并颁布了《新公文程式》，规定政府公文为令、谕、咨、呈、示、公布、状等；并取消了“老爷”、“大人”等称呼，代之以“先生”或以职务相称。1916年7月26日，北洋政府公布了《新公文程式》类增至13种，并明确规定：“凡处理公事之文件为公文”，对公文概念作出了明确界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应用文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建立起现代应用文体制。从1951年到1981年的30年中，党和政府先后发布了十多个关于机关公文写作的文件，使我国公文写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1993年11月对此又作了修订，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为12类13种，这是对建国后四十多年公文写作系统的全面的总结。199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规定了党的机关公文共14种；国务院于2000年8月24日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公文13种，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了《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标志着我国应用文写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