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2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报告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报告还谈到七大以后准备夺取城市的问题，指出：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谈到近期的国共谈判问题时指出：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从本日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毛泽东的工作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52年5月21日—6月5日
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二年财政概算、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市场问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会议指出，我们的财政收支方针是“边打、边稳、边建”，由于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财政工作要放在和谈有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的基点上，编制今年概算要以建设第一，军事第二，行政第三。此后，“边打、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同“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设想有机衔接起来，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有步骤地建立起完整统一的财政体制。
1984年5月21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教授李政道和夫人时，谈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建设指出：要解决具体问题，不要拖，拖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财政拨款找万里。他对李政道提出的关于在国内培养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表示赞成，指出：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拨款，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看准了要行动。以后各行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是使用培养，也是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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