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1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发言中分析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朱德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光鼐、蔡廷锴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会议采纳了*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在会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认为*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1939年4月18日—19日
周恩来在湖南衡山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作《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强调：我们抗战的政策是：持久抗战；全面战争（全民战争）；争取主动，即自力更生，主动外交。在此政策下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击破敌人的速战速决、速和速结；消耗战，击破敌人的争取优势、争取上着。但持久战不是拖下去，而是打下去。消耗战不是自己乱拼，而是消耗敌人。
1949年4月18日
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讲话，阐释*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讲话指出：天津是完整地接收了，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的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对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在团结，如果把它当作斗争对象，那就犯路线的错误，天津干部在思想上还不清楚这一点。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重点还不会变。因此，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必须确切执行，这是我们的战略任务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我们一定要熟悉资本家。我们党员不熟悉资本家，怎能代表无产阶级？
1953年4月18日
朱德致信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农业银行。信中指出：目前农村金融还很不活跃，对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我认为急需组织专业的农业银行，以加强对整个农村金融的领导工作，从而建立起广大的健全的农村*，使农村经济加速地繁荣和活跃起来。农业银行成立后，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正确掌握农业贷款；（二）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合作社在重大的资金问题上有所依靠；（三）吸收农村的流动资金，活跃农村借贷关系。
1955年4月18日
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十九日上午，他在会议书面发言中提出：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下午，他作补充发言，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在二十三日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目前世界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国际义务，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同日，他还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为八月一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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