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论述
1939年4月24日
*在抗日军政大学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
1945年4月24日
*向中共七大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
关于一般纲领，报告指出：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关于具体纲领，报告提出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报告谈到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报告谈到吸收外资的问题，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报告还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篇报告收入《*选集》第三卷。
同日 *在中共七大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作口头说明。谈到路线问题时指出：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关于政策方面，他列举了十一个问题。其中，关于资本主义，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谈到个性与党性，指出：外面有人讲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提议读五本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篇报告收入《*文集》第三卷。
1998年4月24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军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部门。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要素，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知识的较量。迎接世界军事变革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把武器装备等“硬件”搞上去，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完善体制编制等“软件”的作用。体制编制科学合理，可以更好地吸纳高科技发展的成果，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领导、指挥和管理效率，优化整个军队的系统功能，实现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是会出军事经济效益、出战斗力的。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收入《*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2011年4月24日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他指出：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必须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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