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了一个月了，读至第十七章，董仲舒理论，谶言产生的前提，必须承认上天与人间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否则其无法成立。道家的天，是一种自然之天，因而无法与人世间相联系，而这对于急于表明其先人的神圣性，和政权的正当性的汉朝统治者而言，当然是不可能一直支持的就积极举行贤良文学对策，就受命之符灾异之变、性命之情等提出疑问，而董仲舒则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董仲舒眼里，道才是儒家所追求的根本，而仁义礼乐只是工具而已
他认为，刑法为末，德教为主，如此才是王道。所谓受命之符，就是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并结合史实，推测其是积善累德的结果。而灾异，则是君主不能推行王道，阴阳缪戾而妖孽生。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承认命的存在，并认为命由天主宰。他认为，民的夭寿与统治者密切相关，仁君在位则民长寿，暴君在位则民夭折。于汉朝的合法性问题，汉朝人是有争议的。为此，董仲舒提出了正的概念，并认为正是王道之端。所谓正，就是要实行王化而不任刑法。王化是一种柔的方法，如同春天一般，因而董仲舒特别重视春；而刑法则如冬天一般冷酷。
秦朝是以刑法著称的，与正刚好相反；而高祖，则以宽大长者著称，可以称为正。所以汉代秦，可谓是拨乱反正。如此，则将高祖的即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董仲舒又提出了一元的概念，一即开始很喜欢董仲舒的对策，于是有了第二次讨论。在第二次讨论中，汉武帝问到了关于条贯问题以及劳逸问题。董仲舒认为，古代圣君的条贯都是一致的，而劳逸董仲舒趁机提出了礼治的思想，并认为法家的奢与墨家的俭，并不符合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才是万事万物所，董仲舒说灾异，其原意在于警示统治者。可是缺乏了灾异这一内容，那么统治者就无所顾忌，就失去了规劝统治者的这一效果。所以汉武帝在生涯后期仍然骄奢淫逸，就是由于其不承认灾异这一警钟。舒提出的大一统理论，也深深符合汉武帝的统治需要。武帝即位之初就举贤良文学，就是为了在文化上取得优势。而董仲舒的理论最符合汉武帝的需要，故而其最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而董仲舒理论的实施效果，也确实达到了强化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