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社会实践的第四天。
“我们的厂房拆了还能拿到几千万的补偿款，但那些民工怎么办，我真没有办法”。
这是我们在打车前往一个样本点时，司机在了解我们的调研目的后对我们说的话。
这位司机曾是余杭区一位拥有三十余亩面积厂房的工厂主。就在今年上半年，由于政府对当地产业改造升级的要求，他的工厂所在的工业园区被拆除，他也被要求将厂房迁移至湖州德清或安徽等地。当然，作为补偿，他将得到一笔可观的企业转移安置款项和一笔更为可观的拆迁补偿款。由于已届退休年龄，不再有精力去筹办一家企业的重新落户与经营，因此他选择就此关停厂房。
对于这位曾经是企业家的司机师傅来说，这笔土地拆迁补偿款已经足以让他安度晚年并投资一些小买*，但对他厂里的员工来说，他只能给他们结清工资，让他们另寻下家。然而，因为当地的同类型工厂基本已被拆迁殆尽，这些本就来自天南海北的民工们只好被迫又一次开始寻觅工作的旅程。
来自内地各省的农民工们逐渐适应了沿海地区的人际环境，找到了一份相对踏实稳定的工作，然而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打翻了他们的饭碗，因为工厂的转移或关停，他们被迫进行“二次转移就业”。企业的“用工荒”转变成了工人们自身实实在在的“佣工慌”。
工资水平的降低还不是上述“二次转移就业”最大的成本，迁往欠发达地区也并不一定会从实质上降低民工们的生活水平。但对大多数只有“一技之长”的普通民工来说，其居住地的被动转移带来的便是巨大的转移成本，如举家搬迁的交通费用、落户其他地区的住房租赁费用甚至孩子重新择校的额外教育费用。此外，还包括农民工们重新建立人际关系、适应新环境的隐性成本。这些转移成本带给农民工的经济压力，尚没有完善的度量体系和结论，但它们带给农民工们的心理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许可以为解释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提供新的路径，但也有可能成为阻碍他们摆脱贫困的不能承受之重。
小微企业生存难的处境，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经营能力与融资约束，而在于他们眼看时代的洪流在眼前淌过而无能为力，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叫好和加油声中，谁能听到人群中几声低沉的叹息呢？
当然，张五常教授(2010)曾提到，事实不能解释事实。因此，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所能看到的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小微企业的艰难现状，也许只是管窥蠡见，并不能将其视为产业转型本身或者某项旨在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措施带来的必然结果。但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出现，必然有其原因，而经济学要做的，即是发现这些现象，探求背后的规律，使其不与大众“愿意相信”或“只能相信”的主观认知所混淆，如果我们一味相信社会所给予的普遍认知，或沉溺于自我的价值判断，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思辨能力。
这次的社会实践不仅仅让我们了解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也让我们作为经济学子了解到GDP的缺陷和难以替代性，惋惜因为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数据孤岛，从象牙塔迈向更加真实的经济世界。不再是五谷不分的学生，不再是还没长大的孩子，更多的是对一些事情有了看法，对除了周边熟悉的环境之外有了独立的思考与感知。也许，有些想法并不成熟。但是我想有了现实基础的积淀，才能让之后的学习与研究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一份满满的沉淀，沉淀于被访企业家背后的故事，沉淀于调研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