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西南医科大学-任子乂发布于：2025-12-21 09:45:41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证据效力：双重属性、现实困境与规则重塑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探索，使得认罪认罚具结书成为刑事诉讼中的关键文件。本文旨在探讨其证据效力问题。研究将首先厘清具结书作为“被告人供述”与“程序合意载体”的双重法律属性，进而分析当前实践存在的效力认定模糊、审查虚化及反悔后效力困境。本文核心观点认为，应超越“非此即彼”的传统证据分类，构建以“程序合意证明机制”为核心的新型证据效力规则。据此，文章提出分层次的效力审查路径，并建议完善配套制度，以期实现提升诉讼效率与保障司法公正的平衡。 关键词：认罪认罚具结书；证据效力；程序合意；自愿性审查；量刑建议 --- 一、 问题的提出：一个在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制度性证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重大变革，其核心文件——认罪认罚具结书——承载了被追诉人自愿供述、程序选择及量刑协商等多重功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具结书的证据效力为何，却存在认识模糊与适用混乱。它是法定的“被告人供述”吗？是证明程序事项的“书证”吗？抑或是一种全新的、兼具实体与程序意义的“司法文书”？厘清其证据效力，不仅关系到个案中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更关涉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否在提升诉讼效率与保障司法公正之间取得稳固的平衡。本文旨在对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证据效力进行系统性分析，并提出建构性的规则设想。 二、 认罪认罚具结书法律属性的双重性：实体供述与程序契约的交织 传统证据法理论难以对具结书进行单一归类，其效力根植于独特的双重法律属性。 （一）作为“被告人供述”的实体法属性 从内容上看，具结书记载了被追诉人承认指控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核心意思表示，这无疑符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一法定证据种类的形式特征。它是对犯罪行为的直接承认，是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因此，在证据体系中，其首先具备“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资格与证明价值。法官可将其作为认定有罪的重要依据。 （二）作为“程序合意载体”的程序法属性 更具革命性的是，具结书并非单方供述，而是控辩（特别是被追诉人在值班律师或辩护人见证下）就定罪量刑达成的书面合意。它标志着一种“协商性司法”程序的完成，固定了程序选择（如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量刑协商结果等内容。这部分内容超越了传统供述范畴，更接近于一种“程序契约”或“司法协议”，其效力指向诉讼程序的推进方式和结局（量刑建议的约束力）。 （个人观点） 笔者认为，正是这种 “实体供述”与“程序契约”的交织，构成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其证据效力问题复杂性的根源。将其简单归入任一传统证据类型都是片面的。应当承认，它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复合型的“证据/文书”，其证据效力是分层的：对于“认罪”部分，主要发挥传统供述的证明功能；对于“认罚”及程序同意部分，则主要发挥确认程序性事实和约束量刑建议的效力。 三、 实践困境：效力认定的模糊性及其负面效应 当前，由于理论上的属性不清，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具结书证据效力的处理面临诸多困境。 （一）效力认定标准模糊与审查虚化 尽管《刑事诉讼法》强调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是审查重点，但如何将这一原则转化为对具结书效力的具体审查规则，尚不明确。实践中，存在“以具结书代替审查”的倾向，即将签署具结书本身直接等同于自愿、明知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导致对供述自愿性的实质审查、对全案证据基础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具结书从“证据之一”潜在地变为“证据之王”。 （二）被追诉人反悔后的证据效力悬疑 被追诉人在审判阶段反悔，撤回认罪认罚，此时已作出的具结书在后续程序中是否还具有证据效力？能否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实践中做法不一。有的法院完全排除，有的则将其作为一份普通的有罪供述进行审查判断。这直接关系到被追诉人反悔权的行使是否会带来“不利后果”，关乎制度能否保障自愿性。 （三）对证明对象与证明责任的冲击 认罪认罚案件通常简化庭审，重心前移。具结书的存在，是否改变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法官对犯罪事实的“内心确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建立在具结书基础上？这涉及到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能否降低的根本性问题。若过度依赖具结书，可能侵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个人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困境的症结在于，我们试图用一套适用于 “对抗式司法”的证据规则，去套用 “协商性司法” 的产物。具结书的效力，必须在协商性司法的框架下重新定义。它不仅是证明过去犯罪事实的证据，更是确认当前“程序合意”这一法律事实的凭证。因此，其核心效力应当是 “程序合意的证明力” ，而对实体犯罪事实的证明力，应严格受制于该合意的自愿性、明智性以及全案证据的补强。 四、 理论重构：构建以“程序合意证明”为核心的分层效力规则 为解决上述困境，必须对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证据效力进行理论重构与规则细化。 （一）效力定位：确立“程序合意证明机制”的核心地位 应明确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首要法律效力，是“证实一项有效的程序合意已经达成” 。该合意内容包含：1. 被追诉人自愿作出有罪供述；2. 控辩双方就主要量刑情节及量刑区间达成一致；3. 被追诉人同意适用特定简化程序。只有在该“程序合意”被证实为自愿、明智且合法的基础上，具结书中所包含的有罪供述内容，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进入法官的审查视野。 （二）分层次的效力审查规则构建 1. 第一层次：程序性效力审查（准入审查）。法庭必须首先主动、实质性地审查具结书形成的自愿性、明知性和合法性。这包括是否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是否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是否受到非法外力影响等。此阶段，具结书本身是审查对象，而非当然有效的证据。审查可通过讯问被告人、询问值班律师/辩护人、调阅同步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 2. 第二层次：实体性效力认定（证明力审查）。在通过第一层次审查，确认“程序合意”有效成立后，具结书中关于犯罪事实的供述部分，方可作为证据使用。但其证明力不能自我证成，必须接受 “实质证据补强规则” 的检验。即，必须有其他独立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对其供述的主要事实形成印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具结书不得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 3. 反悔后的特殊效力规则。被追诉人反悔的，具结书作为“程序合意”的效力归于消灭，检察院的量刑建议随之失效，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具结书中曾作出的有罪陈述，原则上不应在后续审理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以彻底保障反悔权，避免被追诉人因惧怕不利后果而不敢撤回非自愿的认罪。除非检方能够以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该反悔系出于恶意（如骗取从宽后无故反悔），且原供述具有可靠性的其他独立保障（如全程录音录像清晰显示其自愿性）。 （三）配套制度的完善 1. 强化律师有效帮助：提升值班律师的实质参与度，确保其能提供有效的法律咨询和协商，这是保障具结书自愿性、明智性的基础，也是其证据效力的重要来源。 2. 完善录音录像制度：将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签署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硬性要求，为法庭审查自愿性提供客观依据。 3. 细化法官审查义务：在庭审中，法官应将审查具结书的有效性作为独立环节，并明确说理要求，说明其如何形成对自愿性及事实基础的心证。 五、 结论 认罪认罚具结书并非简单的“升级版”有罪供述，而是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从单一对抗向“对抗与合作”并存转型的缩影。其证据效力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在协商性司法元素嵌入后，重构证据规则以兼顾效率与公正的问题。本文主张，应跳脱传统证据分类的束缚，正视其作为 “程序合意证明” 的根本属性，并以此为核心，构建 “自愿性审查前置”与“实质证据补强” 的双重保障机制。通过分层的效力审查规则，既发挥其提升诉讼效率的制度优势，又筑牢事实认定准确性与程序正当性的底线，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行稳致远。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继续围绕如何夯实程序合意的真实性、自愿性这一核心，不断完善相关规则与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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