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眼里看到的是一个不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由一群政治素质不高的人所形成的文明程度不高的政治环境。余华不能以手术刀似的言语剖析或揭露此时的时代特质,只能以平白的叙事言语将一系列历史事实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品味。大段大段的“某人说”,一层一层的递进和深入,不断加强语言的节奏,形成一种历史时代感。如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人们就放下了手里的刀和棍子。毛主席说:“要复课、闹革命。”许三观的孩子们就背书包上学去了。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许三观和许玉兰便重操旧业,各自上班去了。最高指示说:“要下乡再教育。”一乐、二乐就去农村插队了。再如作者第十八章对*时候的描写:“今年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我今天到街上去走了走,看到很多戴红袖章的人挨家挨户地进进出出,把锅收了、把碗收了、把米收了、把油盐酱醋都收了去……”等等,整个章节就是由五个“许三观对许玉兰说”和一个“许玉兰说”组成。这种特殊的叙事语言在整部小说中皆有所显现,使小说仿佛是一出跨越了几十年长长的戏剧,充斥着各种极具时代感的语言。这些话语又通过人物反复出现,一遍遍地强调着不同的内涵,不断叙述着相似的语言。余华用很多“某人说”式的言语展现历史和生活在这一时代人的无奈与悲哀,这种平白的言语表露出的时代特质反而胜过了所有义正词严的言说与批评。
点赞 (1)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