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卖血记》中讲述了一个悲喜交加的感人故事。许三观靠着卖血渡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小说中平凡的小人物挣扎于浮沉的时代，用他们并不厚实的臂膀不断拍打出激荡的浪花，观望着模糊的前路，而其间的苦难与悲情却又清晰可见，平凡之家的悲剧喜剧在余华细腻的笔触下显得可笑而又可怜。在讽刺幽默的行文之间又可看出人物苦中作乐的无奈，以及现实与理想之间永远也无法抹平的鸿沟。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内掀起了“先锋派文学”的创作热潮，无论是在小说基本命题，还是在小说文体模式上，先锋派文学都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甚至可以说改写了小说本身的定义。余华本是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先后发表了3部长篇小说，将高尚、温情等元素融入其中，使得余华小说的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带给了读者不同于以往的阅读体验，也在国内外文学领域内引起了热烈反响。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人物将身体作为容器来承载生命的血流，并试图通过对身体的补偿来供给血液的流失。身体作为劳苦大众生存的支点，它的好坏决定着生存的质量。类似于许三观这样的底层民众背弃祖宗教诲，卖掉作为身体精华的血液以换取继续生存的机会，并非良策，而是在时代与生活的双重苦难的压迫之下迫不得已而做出的牺牲式的选择，隐藏于小说背后，尚未被描述出来的深层原因即是不稳定的社会制度下产生的历史动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生活对他们而言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在生存的缝隙中体验着基本需求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在残酷生活的压迫之下他们成了仅求温饱与生理需要的生命个体。这样的生命体在生存的过程中以出卖身体的部分来获取活的生机，将身体将血肉商品化，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身体血肉观，将传统的以血缘、血统为纽带的人类关系上升到情爱的层面
作者眼里看到的是一个不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由一群政治素质不高的人所形成的文明程度不高的政治环境。余华不能以手术刀似的言语剖析或揭露此时的时代特质，只能以平白的叙事言语将一系列历史事实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品味。大段大段的“某人说”，一层一层的递进和深入，不断加强语言的节奏，形成一种历史时代感。如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人们就放下了手里的刀和棍子。毛主席说：“要复课、闹革命。”许三观的孩子们就背书包上学去了。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许三观和许玉兰便重操旧业，各自上班去了。最高指示说：“要下乡再教育。”一乐、二乐就去农村插队了。再如作者第十八章对*时候的描写：“今年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我今天到街上去走了走，看到很多戴红袖章的人挨家挨户地进进出出，把锅收了、把碗收了、把米收了、把油盐酱醋都收了去……”等等，整个章节就是由五个“许三观对许玉兰说”和一个“许玉兰说”组成。这种特殊的叙事语言在整部小说中皆有所显现，使小说仿佛是一出跨越了几十年长长的戏剧，充斥着各种极具时代感的语言。这些话语又通过人物反复出现，一遍遍地强调着不同的内涵，不断叙述着相似的语言。余华用很多“某人说”式的言语展现历史和生活在这一时代人的无奈与悲哀，这种平白的言语表露出的时代特质反而胜过了所有义正词严的言说与批评。
虽然《活着》具有史诗般的气魄，但《许三观卖血记》的故事更为复杂。许三观和许玉兰在贫乏之中结成了一中类似身份同盟的网络关系……许三观忍受着，几乎被生活抽干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