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其起源并非单一传说，而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核心有三大主流说法，且均与古代社会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
- 祭祀龙图腾说（最古老源头）
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先民就以 “龙” 为图腾。考古发现，浙江良渚文化、湖南屈家岭文化中均有龙形器物与龙舟竞渡的雏形。古人认为五月是 “恶月”，江河泛滥、瘟疫盛行，通过祭祀龙图腾（龙舟竞渡模拟龙行水域），祈求龙神保佑风调雨顺、驱邪避灾。这一说法得到《史记・封禅书》“越人祠龙” 的记载佐证，揭示了端午与原始自然崇拜的深层关联。
- 纪念屈原说（文化核心载体）
战国时期，屈原投汨罗江殉国后，楚地百姓为寄托哀思，划船打捞遗体、投粽子喂鱼虾（防止屈原尸体被破坏），逐渐形成端午习俗。这一传说经《楚辞》《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传播，在汉代后成为端午最核心的文化符号。屈原的爱国情怀、高洁品格与端午的 “抗争精神”“家国情怀” 深度绑定，使节日从单纯的祭祀活动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载体。
- 祛病防疫说（实用功能内核）
古代农历五月被称为 “毒月”，高温高湿易滋生蚊虫、引发瘟疫，古人将端午视为 “防疫节点”。《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此外，挂菖蒲（形似利剑，寓意驱邪）、佩香囊（装雄黄、藿香等草药）、饮雄黄酒（杀菌驱虫）等习俗，本质上是古人应对夏季疫病的 “卫生智慧”，体现了 “天人相应” 的生存哲学。
二、端午习俗的演变：从地域特色到全民共识
端午习俗在数千年传播中，形成了 “核心习俗不变，地域变体丰富” 的特点，核心习俗可归纳为 “吃、赛、挂、佩、洗” 五大类：
- 吃：粽子的文化演变
粽子最初是祭祀龙神的 “角黍”（用芦苇叶包裹黍米，呈牛角形），汉代后逐渐成为端午美食。唐代出现甜粽（蜜枣、豆沙），宋代出现咸粽（猪肉、蛋黄），明清时期粽子种类达数十种。地域上，北方以甜粽为主（如北京枣粽），南方以咸粽为核心（如嘉兴肉粽、潮汕双拼粽），部分地区还有灰水粽、碱水粽等特色品种。粽子的演变不仅是饮食文化的进步，更承载了 “纪念先贤”“祈福安康” 的寓意。
- 赛：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核
龙舟竞渡源于祭祀龙神的仪式，汉代后与纪念屈原结合，成为端午最具代表性的集体活动。龙舟通常雕刻龙形图案，长约 10-20 米，需数十人协作划桨，伴有鼓点指挥（“鼓点为令，同心协力”）。地域上，广东龙舟 “短而窄，速度快”，湖南龙舟 “长而宽，气势足”，福建龙舟则注重装饰（彩绘、挂旗帜）。如今，龙舟竞渡已成为 “团结协作、奋勇争先” 的象征，不仅在中国普及，更传播至东南亚、欧美等地区，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
- 挂：菖蒲艾草的防疫智慧
菖蒲叶片形似利剑，古人认为可 “斩妖除魔”；艾草气味芳香，含有桉叶素、侧柏酮等成分，能驱蚊杀菌。端午当天，民间会将菖蒲、艾草捆扎成束，悬挂于门楣、窗户，或编织成 “艾人”“艾虎”（寓意驱邪）。这一习俗看似迷信，实则是古代的 “生物防疫法”，与现代 “夏季驱蚊、清洁环境” 的理念不谋而合。
- 佩：香囊与五彩绳的祈福寓意
香囊又称 “香包”，内装雄黄、藿香、薄荷等草药，外包绸缎、刺绣，形状有粽子、老虎、葫芦等（老虎寓意辟邪，葫芦谐音 “福禄”）。五彩绳（青、红、白、黑、黄，对应五行）则由长辈为晚辈佩戴，寓意 “锁住健康，辟邪避灾”，部分地区还有 “端午后第一场雨解开五彩绳，扔入河中，让河水带走灾祸” 的习俗。这些饰品将 “实用防疫” 与 “情感祈福” 结合，体现了传统民俗的温情。
- 洗：兰汤沐浴的清洁传统
《楚辞・九歌》有 “浴兰汤兮沐芳” 的记载，古人认为端午用兰草、艾草、菖蒲煮水沐浴，可 “洁身除秽，预防疫病”。这一习俗在南方尤为盛行，部分地区还会加入金银花、野菊花等草药，成为端午 “清洁养生” 的重要环节。
三、端午的精神内核：家国情怀与生存智慧的融合
端午之所以能穿越千年传承至今，核心在于其承载的双重精神内核：
- 家国情怀：从个人气节到民族认同
屈原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举世皆浊我独清”，将个人的爱国情怀与高洁品格注入端午文化。历代文人墨客通过诗词、书画赞美端午，如杜甫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苏轼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使端午成为寄托家国情怀、凝聚民族认同的载体。在近代，端午还曾成为 “反抗侵略、团结救国” 的象征（如抗日战争时期，多地通过龙舟竞渡鼓舞士气）。
- 生存智慧：顺应自然与主动防御的哲学
端午的诸多习俗均体现了古人 “顺应自然、趋利避害” 的生存智慧：五月是疫病高发期，便通过挂艾草、佩香囊、沐兰汤等方式主动防疫；夏季江河泛滥，便通过祭祀龙神、龙舟竞渡祈求平安。这种 “敬畏自然而不畏惧自然，利用自然规律保护自身” 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 思想的生动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