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十年，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与平等的民主思想，以及反映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论著和重要文献，在先进知识分子的译介下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表现在妇女解放领域，一方面是斯宾塞《女权篇》的翻译和出版，另一方面是对泰西妇女历史和欧洲妇女地位，以及西方一些著名的妇女活动家的介绍，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之母的罗兰夫人、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俄国虚无党首领苏菲亚等就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女性效仿的榜样。同时，在中国学界《女界钟》(1903年)、《女子新世界》(1903年)和《女界泪》(1908年)等妇女研究著作的出版，以及女权主义学术思潮的兴起，都为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激荡下，妇女以及与妇女有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引起了一代知识女性的热切关注，而且得到了一些男性知识精英的高度重视。所以，在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启迪下，女子的“天赋之权”一再被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反复被提出，“国民之母”的概念也逐渐被“女国民”所取代，女性自身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女性自身的权利也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如金一在《女界钟》中就明确提出女性应享有的各种权利，即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主之权利，以及参与国家政治之权利。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和人权思想的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在“家庭革命”方面，要求破除封建的纲常名教和家长制作风，以获得婚姻自主权和财产继承权；在妇女解放的途径方面，要求妇女不做“食利之人”，使妇女在参与社会劳动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奴隶地位；在*关系的处理方面，要求男女*之间交往自由，社交公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妇女解放做了思想和舆论方面的准备，同时也使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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