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勤服务就是要勤快
——原行政科长朱永兴、膳食科长樊法新口述
樊法新：我是从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调来的，1952年9月我们一行二十多人集体来到体院报到，当时还叫华东体育学院。我们主要是在后勤部门工作，后勤部门的人很少，大概也就二十多人，分成四个组——事务组、永利组、财务组、场地组。
朱永兴：我也是1952年9月份来到体院的，比老樊迟几天。我是从圣约翰大学调过来的，当时一起过来的还有六七个人。我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我们的学校是合并的学校。建院开始，因为人员有限，后勤分工也没有那么明确，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要去打扫教室，烧老虎灶（供应开水）等。那时候教工和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8个人一组，饭是足够的，米饭、粥什么的都是自己取的，不定量。
学校刚建起来的时候，软件还可以，硬件设备太少，就一个体育馆，篮球场、体操等都挤在那个面积不大的体育馆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游泳池，田径馆都没有，到了1953年的时候，才见了一个简易的田径场。再后来弄了一个简易的篮球场和简易的体操房，场地实在没有什么东西，的确是很艰苦。
学校刚成立时，整个学校也才八十几个人，当时学校住宿办公在一个楼里面，这个楼面也不是很大，三楼是学生、职工宿舍，二楼是党政办公室，下面是教室和总务组办公室。后来华东师范大学搬走后，有一个叫“西门塘”的地方给我们，我们的学生才逐步搬进去。所以，那时候的艰苦条件下，我们后勤为教学服务的工作一定要想尽办法服务好。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有的，当时包括烧饭，打扫卫生，整理办公室，这都是我们后勤的工作，因为人少，不分工而更要做好。
跟过去比起来，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那时候我们的硬件不行，但我们的软件还是很好的，像吴蕴瑞、张汇兰、吴邦伟、吴澂这些教授在全国都是很有名望的。1952年时候，国家开办大学的愿望很高，但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艰苦，不能给学校配备更多的硬件设备。学校就两部车子，一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只有院长才能坐。
到1953年学校建起了二部（在华山路），当时我是做水电工的，而且也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就得两边跑，修修水电设备，偶尔修修其他什么小东西，我因此还得了一个外号“小铜匠”。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但这个外号是都知道的。
1955年二部被迫撤销，很多工作人员都合并过来，门卫。医生。绿化工等职工都过来了，我们后勤的队伍也扩大了。
在搬来这里之前，我们还看过很多其他地方，像淮海路的教育局，中苏友好大厦。漕河泾等等，但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合适，后来听说行政干校撤销了，我们几个老师就来看看，觉得这里面积还是挺大的。1956年，我们成立了总务处。老樊在设备科当采购员，我还做技术工人。后来总务处下设一个技工组，有十几个技工，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时常水管漏水，电路故障，学生一报修，我们就立刻去修。
1972年学校并入上海师范大学，我们后勤也并到了那里。我是在汽车间里当负责人，老樊还是在设备科当采购员。1978年恢复学校后，我们才慢慢回来。后来学校招了两批职工，陆陆续续还有分配过来的职工，我们后勤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老樊到了膳食科当了科长，我也在1984年的时候调到行政科当了科长。
总务处下设的基建科为我校的场馆设立立下汗马功劳，刚刚搬来的时候，现在的足球场是一片杂草丛生，还有飞机大炮的残骸，后来才逐步改造过来。1956年后相继建起了体操房、举重房、武术房、排球馆、篮球馆······这些场馆都因为学校规划拆掉了，学校仅有绿瓦大楼了，7、8号楼是过去留下来的。现在孙中山塑像后面的那一块地方，过去我们用来种田，有山芋，蚕豆等作物。1958年我们亲手种了一条绿化带，就是现在在绿瓦大楼上可以看到的，包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十二个大字是事务组费澍等选择好的黄杨树苗栽培而成的。因为这是毛主席的题词，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没有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