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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加强制度建设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基本遵循。而城乡社区的治理关系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实，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过一句话，“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基层社会治理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一、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意义

（一） 社会治理的基础是基层

城乡社区的治理关系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实，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虽然近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面对新阶段产生的新问题，城乡社区作为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最基层组织，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待强化的薄弱环节，还需要不断提升社区基层治理水平。只有社区基层的服务和管理水平提高了，才能真正地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础。

（二）社会矛盾的源头和解决关键在基层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利益格局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和激化，和谐稳定的社会局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各种矛盾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疏导和处理，就会进一步激化甚至演变为地方性的群体性事件，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和制约社会的进步发展。基层作为承上启下的节点，既是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源头，也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既是各类矛盾的焦点，也是治理工作落实的重点。只有抓好基层治理工作，贯彻源头治理的现代基层治理理念，才能处理好解决好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真正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

（三）做好基层工作是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部分决策和工作都发生在基层。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基层，深入人民群众，将基层作为工作的重心。大量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一些利益冲突引起的，发生在人民群众身上的一件件“小事”都与他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联系，是他们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引起基层组织的足够重视，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各种社会纠纷和矛盾。因此，党和政府需要深入群众，以基层为抓手，畅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认真考虑人民群众的各项利益诉求，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从而平衡社会利益，解决社会矛盾。

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挑战

（一）法治精神的缺失影响社会基层治理效力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需要法律规范和道德教化共同发挥作用，这就必然要求在社会中确立和弘扬法治精神。缺乏法治精神的社会必将成为一个无序的社会，不仅影响长远发展，也不会取得善治的效果。在探索社会基层治理路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法治精神对于化解纠纷、解决矛盾的重要作用，引导人民群众尊重法律、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和保护法律，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对实现社会基层的治理也会起到良好的保障作用。

（二）新媒体的重大影响

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整个社会都带来深刻影响，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新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诉求方面都有新的情况，社会不同年龄人群的代际断层日趋明显，年轻人思想活跃有着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影响和引领的任务显得更为迫切。同时，在市场化、城镇化、民主化、信息化推进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社会结构、治理体系、组织运行方式等也发生巨大变化，乡村辖区内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张，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旧有的基于“单位制”、大集体、区域封闭化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再用简单方式来思考问题、开展工作，已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对党的执政方式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网民人数众多、素质参差不齐，互联网在给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沉迷网络、人情淡漠等诸多社会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对新媒体的监测、引导和疏导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社会治理主体驾驭不好新媒体，将对社会治理产生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三、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措施

（一）以 “主心桥”工程统领，筑牢战斗堡垒

为增强社区党组织对社区社会治理的组织领导，构建了“123+N”党建网格化管理新模式。“1”是指以社区党组织为一个核心，“2”是指构建社区、楼幢二级网格，“3”是指以“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幢党小组”为三级引领;“N”是指通过整合资源，充分调动党员、居民群众、辖区单位、社会组织、高校志愿者等N个力量形成“一张网”，实现网格服务力量全覆盖和最大化。

一是实现基层事务的公开化。公开是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公开才能产生互信，避免猜忌。不公开就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称，进而产生不信任。基层政府应当积极创新公众参与的形式和渠道，汇集各个治理主体的智慧，协调各方利益，达成治理共识。因此，让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就是要保障基层事务的公开化以及保障公开的制度化。

二是利用网络平台开辟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大大降低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门槛。通过互联网媒体平台，公众可以议论时政，为政府行为建言献策，进而提升个人的参政能力和水平，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三是畅通和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无论是监督、举报、建言、献策的热线电话，还是表达民意的信箱、邮箱以及网络平台，都应保证真实有效，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及时反馈，鼓励人民群众以这种方式参政议政。在群众意愿表达的方式手段上，除了利用传统的网络平台、信箱、热线电话等方式，还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通过开设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让人民群众可以更加便捷地表达意愿。

（二）以“暖心桥”工程固本，深化源头治理

实施“助民”行动，积极打造困难群众的“暖心家园”。开展以“助困、助医、助老、助残、助学、助乐”为主要内容的“六助”活动兜底社区困难群体。

实施“便民”行动，积极打造服务群众的“贴心家园”。整合社区内商业网点的“半小时便民服务”网络，为居民提供购物餐饮、维修中介等24小时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以举办端午包粽子、厨艺大比拼、趣味运动会、登山寻宝活动等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活动，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三）以“连心桥”工程强基，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活动说事，让居民“愿”参与，敢于参与，营造“人人参与自治，共享治理成果”的良好氛围。

还可以把事情进行分类，设立“微事为蓝色”“小事为黄色”“大事为橙色”“难事为红色”的预警和解决机制。

早上6点，杭州市下城区的“武林大妈”俞翠英就套上了红马夹，在小区里一路走走看看，还时不时停下来看看手机。正是由俞翠英这样一群古道热肠的退休人员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从最初的18个人到如今的4.2万余人，“武林大妈”已经成为保杭州一方安定的生力军。

（四）以“安心桥”工程织网，强化风险防范

作为普通群众，在疫情来临时，绝大多数也能以大局为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把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民展现出了靓丽风采，实现了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统一。

在这场战“疫”中，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病毒对中华民族发起的挑战中，我们悄然发现，公众的意识被动员起来。同时，此次战“疫”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在基层治理中提升公民意识的良好示范。公民意识的提升标志着社会治理逐渐向着多元化、大众化、人性化的趋势迈进，也预示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一步完善。

（五）以“舒心桥”工程牵引，建设和谐家园

红梅社区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把着眼点放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通过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六）以“省心桥”工程增效，推进慧治智管

深化大数据智能化运用，新建社区服务中心，新增智能停车位，新建智慧社区公园，实施“雪亮工程”，完善物防技防措施，全力推进小区智能门禁卡等智能安防设施等建设。通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整合网络信号，推动智能化运维，对“天网工程”进行巩固和延伸，优化“互联网+”环境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城市管理精准化、社会治理实效化，给社区居民提供了安全、便利、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让居民共享新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成果。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注重法治思维的同时注重道德培育。法治与自治和德治优势互补、相辅相成，三者有机融合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加上智治支撑，从“各自为政”到“群策群治”，从“粗放管理”到“精细绣花”，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正在诞生，正在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中国之治”贡献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