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运动解剖学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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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3:26:33

为运动解剖学奠基

——陆爱云教授口述

 

我校即将成立六十周年,这是一个甲子年,在六十年的成长过程中,我在上海体育学院生活了47年,做为运动解剖学这个学科的一个成员,亲历了我们运动解剖学的发展,虽然最初的创业阶段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做为文化大革命前后入学的研究生,希望能对我们学科的发展和接下来要论述的内容起一个传承的作用。

 

走进我校运动解剖学的发展历程

运动解剖学不仅是体育院校的基础课,同时它本身又是一门学科。1952年上海体育学院成立,运动解剖学就开始做为学校里面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接着运动解剖教研室也诞生了。

1956年,苏联专家指导的全国运动解剖学研究班在上体举办,这个班的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的运动解剖学和运动生物力学的专家和前辈。1961年,上体开始招收了第一名研究生,就是有名的金季春老师,曾任北京体育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1965年,全国统一考试,上体招了一名研究生,也就是我。然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上体作为体育界第一批恢复招收研究生的院校,运动解剖学科招收了两名研究生:白玉春和陈卓林,他们两位现在分别在美国西北大学和芬兰的一所大学任教授。1980年,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成为第一批体育界中的硕士授权点,同年,又被评为国家体委的重点学科,当然,其后又进行了多次的评估和考核。1993年,上海体育学院和国家体育科学研究所联合申办了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的博士点,得到了国务院学务委员会的批准,开始招收博士生,这在全国是首例。1997年,国家专业步入调整,体育学科下面是四个大专业,运动人体科学专业为其中一个,所以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这个博士点自然升级到运动人体科学中。一直到2002年,运动人体科学学科成为上海市重点学科,成立了运动人体科学学院。2006年,又成立了运动科学学院。在以上不断进步期间,我们运动人体也相应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简单回顾了我校运动解剖学的发展历程,虽然它是伴随着上体一起成长的,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独特性,成为了上体鲜亮旗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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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3:27:13

我所了解的张汇兰先生

说到运动解剖学学科的发展,我就觉得不得不提到我们解剖学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老教授、老前辈们,尤其是张汇兰先生,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体育教育事业,她是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创始人,同时也是运动解剖学等学科的带头人,她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丰富的色彩,而她获得的荣誉奖项也非常多,可是她为人却是非常淡定,从不因此感到满足而停止不前,同时她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前辈,不仅仅是因为她在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其实在生活中她所体现出来的品质同样令人心生敬意。

张先生出生在普通家庭,因从小体质不是很好,被送到了教会学校,目的是为了让她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但是她学得很好,1919年毕业后,做为学校的第二届毕业生,她就留校任教了,1920年应学校委派留美,一直到1944年期间,她三次留美,但是期间也回来过,回来都是因为工作需要。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回国,是在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最艰苦的时节,当时她正在美国读博,是我国的平民教育家艳阳初邀请她回来的,去的是四川巴县一个环境条件很差的地方,从美国那么优越的生活环境回到当时中国的穷乡僻壤,她却欣然从命,放弃了当时的学业后回来了,到四川巴县从事平民教育,也即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扶贫教育。记得有一次她和我聊天,说道:“小陆,那时生活非常艰苦,艰苦不在于吃得差,艰苦在于它的卫生环境差,我们没有自来水,只有水塘里的水,这边在倒垃圾,那边就要舀起来喝,水牛也在里面洗澡,当时我真的是很难适应,但是想到抗日战争,想到这些儿童没有人去教育,我就坚持了下来。”张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可以为了教育事业而忽略自身的生活需求,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希望而坚持下去。在留美后回来期间,曾任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部主任、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的主任,也曾受聘于中央大学体育系(当时的系主任是吴蕴瑞教授),1928年到1934年任国立中央大学体育学院的女子体育部主任。1932年9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体育委员会,成立时颁布了体育部体育委员会规程,张先生成为十八名委员之一。1936年8月,我国组团参加德国在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她是国家的奥运观光团员之一。张先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了上海金陵女子大学任教。解放后,1952年,上海体育学院成立,张先生便担任了上体第一届教务长。1979年,国家体委开始组织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张先生任编委会的副主编。张先生为我们中国的女子体育和运动解剖学的奠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她的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忙碌着。尤碧凯和田雨普曾经合做过一本书,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我国近代体育专业教育的旗帜》,当中写到张先生获得过五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位女体育学博士;中国第一位女篮球裁判员;全国高等体育院校当中的第一位女教务长;首位获得“国家体育荣誉奖章”的女教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体育特殊贡献奖”。

每次谈起张先生,我们都会对她充满尊敬和怀念之情。对她这个学科带头人怎么评价,我也进行了很好的思考,在学术思想上,我觉得张先生严谨、求索、创新,她的一生都是在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运动解剖学是解剖学的一个分支,解剖学是医学院的课程,但是它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从医学院搬到体育学院,在传承的过程中、带隐性的过程中、在嫁接的过程中,它应当怎样来发展自己的特色?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质量?怎么样来培养合格的体育教师来做好他们的工作?所以她把医学院的人体形态结构知识引用到运动人体解剖,做到为运动员的训练、健康处境、运动员的动作技术分析服务,张先生做为运动解剖学学科的带头人,她不断地在这个方面努力,从而,她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她的独特就独特在这里;她的贡献就贡献在这里。

以上是我从学术思想方面思考的第一点,接下来我要说说第二点。

张先生做为学科带头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她并没有许多著作,也没有非常伟大的科学研究成果,但是,她创立了运动解剖学这个学科和教研室,同时为了能够发展得更好,在人才培养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还曾为了引进人才而顶着巨大的压力,以下我说的两件事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了。

1958年,也即是教研室建立的初期,我校从上海运动技术学校引进了诸剑英教授,但是在引进的过程中并不是现在想象的那么容易的。诸剑英教授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后来到美国留学,是数学力学专业的工程师,在铁路上工作,但因为他是高级工程师,而且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他也是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在我国那时属于“历史反革命”,所以他被铁路开除了,后来担任了上海运动技术学校的老师。张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力荐把他引进我校,因为我们运动一定要涉及到力学,关于肌肉的发力和人受到的一些阻力等等,这些问题都要从机能的角度来发展,所以张先生要把诸剑英从上海运动技术学校引进我校。从如今这个时代来说,引进诸教授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是在1958年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把一个“历史反革命”引进来需要有多大的魄力和多远的学科发展眼光!但是同时我又赞佩当时的党委书记范鸿恩书记,他支持了张先生的工作,从而能顺利把诸教授引进了我校。也正是因为有了诸教授的加入,从力学的角度、机能学的角度、运动生物力学的角度把我们运动解剖学更向前发展了一步,以后在我们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诸教授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施德兴老师的,他原来是一名工人,学历较低,但是他很善于学习,而且非常聪明,张先生就把他和王汝珉先生一起送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进修解剖,学习了尸体解剖,后来在为我校制做的大量骨架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张先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没有她这名伯乐,估计两匹千里马就极有可能被埋没了,这也是非常可惜的。

另外,到后来,张先生做为学科带头人,毅然辞去了教务长职务,回到了解剖教研室担任解剖教研室主任,从一副骨架起家,她心中时时揣着学生、关心学生、热爱学生,时时刻刻为学生着想,时时刻刻考虑着运动解剖学这门专业基础课,思考着怎么才能更好地为培养合格的体育人才服务。我记得金季春老师曾经和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年陪张先生到北京去开人民代表大会,在一次开会时,有一位白发的老人,见到张先生后非常激动,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张先生,我非常想念你,你那时候给我们上的解剖课,我至今还没有忘。”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件事?归根到底,是张先生自己种下的好种子而结出的好果子,好比“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所以我们都把学生的培养和上课认真地教学看得非常重要。

说到了张先生,我觉得也有必要共同去生活中了解她是怎么样的一位老前辈。

在我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有空就和她聊聊天,她会和我讲一些她过去的事情。她生活非常节俭,当时她的工资大概是360元,而我那时讲师转正后的工资是60元,所以张先生是我工资的六倍,但即使是这样,张先生还是非常节俭,她从不乱花一分钱,到了她的房间,会看到有一块小黑板,她会在上面记着每天的开支是多少,也从不会浪费东西。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她很多东西都很旧,比如被子等,特别是一张毛毯,那是用旧的毛线拆下来后,一块一块地拼接起来,用来盖在身上的。虽然她在生活上很节俭和简朴,但是她对买书却是很愿意的。记得我在1965年考入她的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和她面谈的时候,她就说最近有一本好书叫《格兰图的解剖学技术》,不仅书很好,而且翻译得也很好,所以推荐我买来看看,我听了她的话后,第二天就到新华书店把书买回来了。所以说,张先生并不在意物质等外在的东西,但是精神上的食粮却是不会满足的。

张先生的生日是1月1日,以前每年我们都会给她过的,现在我的电脑上仍有几张她的照片,但是有些她过生日时的照片没有拿到,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地可惜和遗憾。张先生走了,她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她所遗留下来的优良作风和品质却是不会随之逝去的,那也是她给予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现在新时代赋予了现代体育事业更多的发展,给了年轻一代很好的机遇,希望他们不仅要向老一辈身上学习认真、严谨、踏实的作风,同时也要富有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相信他们也将会发展得更好,把我校的运动解剖学教育事业推向更高的阶梯,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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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3:27:46

陆爱云教授自述

 

我是1965年考到上体的研究生,然后留校任教,我在文化大革命后下放到工厂工作,干到1975年学校恢复正常招生时,我应学校的需要回校继续任教。回校后,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远,所以带着孩子住在教学大楼,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在教课的同时,还要到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同济大学进修。那时进修还没有现在的条件,我往往是一、二节课在上体教课,上完课后就马上骑自行车约20分钟赶到同济大学,因为晚了一点,所以从后面慢慢溜进去,但如果我是三、四节课在上体教课,而一、二节课在同济大学那边上课,我便会一早起来把实验室布置好,在同济大学那边提早一点赶回来教课。

我40多岁自学日语,后来通过国家教委的统考,作为高访学者到日本研修了一年,这一年对我来说,眼界扩大了,虽然我们的工资水平和他们的差别很大,但看到他们那么好的条件,我还是搞了一些太极拳的研究,我觉得这些经历对我后来指导研究生有很大的好处。后来因为学科发展的需要,我担任了技术部主任。

我一生走过了这么多路,从不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当然我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从第一届体育科学大会,我就开始有科学论文发表。我担任过中国体育科学协会理事、中国运动中医学的副主任委员、上海解剖协会副理事长,我觉得上海解剖协会副理事长这个职务是对我们体育学院的解剖老师是个鼓励,去年在贵州开全国解剖学会的时候,虽然我已经六十多岁高龄,但还是带了很多解剖老师去参加这个会议,在会上,我又进一步在众多的解剖学者面前宣传我们运动解剖是怎么回事和我们运动解剖学的特点,以及在健康这方面促进我们做的一些工作,都得到了到会者的认可。但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他(她)的功能和作用,现在我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图书馆馆长(从03年),对我们建设体育特色,以学术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平台做了一些工作,我都觉得我这些精神都是传承老一辈的这种学术,和这种孜孜以求、认真严谨的态度,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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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发布于:2016-09-07 13:28:16

悼王汝珉先生

 

先生走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整整九十九个年头。王汝珉先生出生在无锡XX市家庭,兄弟姐妹们多从事纺织业及医学事业,她出于对体育运动喜爱,进入了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学习,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被当时的时任系主任张汇兰先生留校任教。之后,辅予张先生左右,成其得力助手、生活的伴侣。

王汝珉先生——中国运动解剖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对教学工作严谨认真,可以说是一丝不苟。1965年,我刚到上海体育学院运动解剖教研室时,曾任过她一段时间的助教,记得每次课前,他都提前半个小时左右到教室,虽然我和教辅人员都已为她做好了准备,但她还要检查标本、模型的摆放是否到位,核对挂图是否与教学内容相符。教学中非常严谨,但讲述条理清晰,非常耐心,常给学生提出一些体育动作的例子让学生进行分析,以提高学生将解剖知识运用到体育实践中的分析能力。

先生的版书可称一绝,不仅自己工迹秀美,还经常列表画图进行归纳总结,使学生更好地消化课堂所授知识,在这一堂堂踏实认真的课堂教育中,我体会到了一位老教师对她所从事的工作的热爱和执着,对我以后的运动解剖教学的生涯受益匪浅,使我在刚入斯门时懂得了应如何认真做好教学中的每件事,如何在教学的过程中做好授业解惑。

先生的生活朴实节俭,她爱护解剖楼中的每件物品,常常告诫我们每一具骨架、每一幅标本都来之不易,要好好善待。先生走了,走得那样平静,无声无息,“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搞告别仪式。”先生走了,走得那样眷恋,眷恋她一生所从事的解剖学事业,以致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这个事业。先生,我遵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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